在家裏呆了一天，就返回學校。學校的欺末考試，馬上就要到了，時間緊，這可不敢耽誤。

臨行前，與父母道了個别，說明寒假後，要在北京呆幾天，過年後回來。

“五兒，哪能過年不回來呢？！你有事過完年後，可以早去幾天。你四姐前一些日子，調到縣裏工作，平時就不回來。家裏就我和你爹。悶得不好過。”老媽皺着眉頭、苦着臉說。

四姐前幾天給我去信說：她已調到縣委辦工作，由于工作忙，再加上要複習，準備過兩年考研究生，星期天也不回家。這樣家裏就剩下父母二人。

幸虧三姐嫁在本村，可以時常過來照應。

可我必須在過年後回來，這幾天老覺得在八零年年初時，要生什麽事，可記不起來，這可不能耽誤；再說，我從來也沒有在北京過年。

“媽，真的我北京過年是有事，我一定趕在正月初六時回來，正月初七不是補大年嗎？”我們這兒的風俗正月初七，也是個正經日子。

“孩子們有事，你就别攔他們”，老爹見我再三堅持，就開口了：“他們都在外面做大事，你拉住他們幹什麽？！糊塗。再說四女子臘月二十三，肯定回來。五兒，你放心做你的事去，你媽是想你想得糊塗了，恨不得找根繩子把你拴在家裏。”

“死老漢，你不是每天蹲在大門外，四處嘹着，你嘹啥呢？還不是嘹五兒，還說我呢！”媽說着眼淚就流出來了，急忙轉身悄悄擦去，趕快給我收拾東西去了。

既然不能在家過年，過年的好吃的，得多帶點。

唉，不過當時能有什麽好吃的，無非就是炒瓜子、花生、大紅棗之類的。

我看在眼裏，熱在心裏：兒行千裏母擔憂，可憐天下父母心！！！

出門時，爹給我塞了五百元錢，說是北京是大地方，過年肯定費錢。

三姐聽說後，也趕來給我揣了五百元。

這年頭的五百元可不是小數，相當于一個行政二十三級國家幹部一年的工資、一個象樣點的農民家庭，一家全年的總收入。

我怎麽說不要，也不行。

三姐後來都瞪眼了，指着我的鼻子，大罵：“五兒，你皮癢了吧，連三姐的話，都敢不聽？三姐成外人了？今年也是聽你的鬼點子，掙了這麽一大筆錢。要擱往年，賣了你三姐也給不了你五百塊。拿着這錢好好學本事，三姐還指望靠你大财呢！”

我隻好投降。

回到學校、剛進校門，迎頭遇上幾個同學，男男女女的望外走。

“吳永成，你大包小包的，是不是剛從家裏來？”

我一看原來是系學生會的高年級同學劉和平（他曾來找我參加學生會），忙回答：“家裏有點事，回去了一趟。”

走出去幾步，聽見一個女同學問和平：“他就是七九屆的吳永成？個子倒挺高的，怎麽看上去像個小孩？就是他寫的”聲音漸漸走遠。

我納悶：我又怎麽了，這幾天我可不在！

回到宿舍沒一個人，估計都去教室或閱覽室了。放下包正準備擦把臉。

走廊裏傳來一陣跑調八百裏的歌聲：“臨行喝媽一碗酒，渾身是膽雄赳赳。鸠三設宴和我交朋友，千杯萬杯不應愁”

歌聲漸近，咣當一聲，門被踹開了，“呀，吳永成你可回來了，牛人呀牛人，”

高保平闖進門，看見我，嘴裏亂七八糟一通亂喊。“我是牛人，你還是獅面人哪！幾天不見你，啥時候又多添了瘋病？”我毫不客氣馬上反擊。

“看你丫的，我還逗你嗎？你是不是以前，給外面投稿了？啦，你小子大啦”

莫名其妙，我又沒做什麽生意，去哪啦，還大啦。

不對，難道是半個月前寫的、那篇關于兩種制度對比的稿子給表了？當時我隻是試着寄給了《人民日報》與北大校刊，也沒抱希望能表。畢竟人家那是高門檻，咱前前後後都是凡胎俗子一個。沒想到真表了。

“誰家了？”我急忙拉住保平

“什麽誰家了，你投了幾家？《人民日報》！前天學校廣播站全文播出。學校還讓各系組織學習、讨論。牛人呀，小子，沒看出來有一手啊！”

“碰巧碰巧，純屬偶然。”我連連謙虛。

兩天後，輔導員高淑琴老師給了我一個大信封，“吳永成，你給北大投稿了？什麽不錯呀，能在北大校刊上表，咱們學校的不少老教授，也不一定做到。快考試了，好好複習一下，争取拿個好成績。”

高老師這人不錯，就像一個慈母一樣，呵護着我們班每一個同學。當然除了高保平見了害怕，因爲那是他姑，管得他緊。

經過緊張的複習，終于迎來了大學的第一次考試。

考試前，高保平臨出宿舍祈禱：“兔兒爺，保佑我順利通過考試，要不這個假期我就摻了，肯定得接受再教育。”

着急了什麽神仙也求，也不說對不對口，真是的。

“沒那嘛嚴重吧？”我望着他一臉虔誠的樣子，懷疑地問。

“你不知道，我爸對我特狠，再加上我姑煽風點火，如果考試不理想，恐怕難過關。那就慘了。”他拉長聲音悲歎着。

三天的考試很快過去了，在等成績的這兩天，我把國際貿易系的試卷和日語試卷找來兩份，試着答了一下，對照答案，成績還能湊乎，都在八十五分以上。

高保平所擔心的成績，終于出來了，他勉強全部過關。高興的他當時就把成績單吻了幾口。我的成績居第二，比馮霞少了五分。不錯，挺滿意的。不一定非要拿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