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自己前生曾經經過的一九八三年嚴打，吳永成記得楚，因爲他當時太了，還在初中上學。光記得滿滿的、一車一車的犯人，挂着寫有罪名的大牌子，低着頭，站在東風汽車上，被全副武裝的公安幹警押着遊街，然後是公審公判大會，接着是死刑犯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而重新來到這個世界上以後，他再一次被無産階級專政的鐵拳所震撼：到底是國家的專政工具呀，不動則已；一動，則真有驚天動地的力量！一些犯罪分子别看你再怎麽猖獗，收你，也不過是分分秒秒的事情！

“嚴打”開始後，吳永成特别留意公安廳送過來的《公安情況通報》，在那段時期，可以滿篇登載的都是全國各地打擊刑事犯罪分子的進展情況，好象在開展一次抓捕犯罪分子的大競賽似的。

全國範圍内，正式拉開“嚴打第一仗”序幕的是剿滅唐山“菜刀隊”。據《公安簡報》稱：唐山公安部門經過七天七夜的偵察，把擁有一百多人、手拿菜刀、斧頭爲兇器的唐山“菜刀隊”的情況，摸得一清二楚，僅僅用了二十多天的時間，就把這個橫行于唐山多少年的惡勢力一網打盡。其中槍斃了十六個罪大惡極的要分子，還當地群衆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和《關于迅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地決定》。将殺人、、搶劫、爆炸、流氓、緻人重傷或者死亡、拐賣人口、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或者盜竊、搶奪槍支、彈藥、爆炸物、組織反動會道門、引誘、容留、強迫婦女賣淫、傳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确定爲打擊重，均可判處死刑。對殺人、、搶劫、爆炸和其他嚴重危害公共安全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可以不受《刑訴法》第110規定的期限地限制，并将其上訴期限改爲三日。

這兩個決定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三号、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四号國。宣布從頒之日公布施行。

《人民日報》迅以頭版頭條表社論文章“必須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紅旗》分别于一九八三年十七期、十八期表“揮專政職能，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政治領域中的嚴重敵對鬥争”的評論員

全國各地地各種媒體，紛紛以要位置。報道全國各地的“嚴打”戰果。聲勢可以是相當的震撼人心。

半年多後，吳永成在市司法局曾遇到一位八三年剛參加工作、就遇到“嚴打”戰役地大學生李偉。因爲兩個人年齡相仿，又都是大學生。所以談起以前的事情，也就沒有多少顧忌。

據李偉回憶當時的情況：“我報道以後的十天吧，局裏就通知全體人員參加全市召開的大會。會議傳達了剛剛召開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的文件。

全國政法工作會議的主要内容。就是統一部署‘從現在起，在三年内組織三個戰役。從一九八三年八月上旬開始到一九八四年七月，各地公安機關迅開展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地第一戰役’。

動員會後，公安部門按照統一部署和要求，根據大量積案，進行了摸底排查工作。

除了已經抓獲的暴力犯罪、可能外逃的人犯（現在叫犯罪嫌疑人），對其他人犯，都集中在八月十八日晚上集中搜捕。

晚上六多鍾。我們司法局的全體同志，按時來到了事先指定的集合地。參戰人員以公安幹警爲主，法院檢察院地幹警，司法局的幹部、工廠地保衛科人員、民兵聯防隊員，都是輔助人員。跟随公安幹警行動。

晚上七鍾，全體參戰人員集中名。作戰前動員，然後按照已經分好的組布置具體任務。每個組都由公安幹警帶隊和負責。我被分配到市公安局刑警大隊劉新帶隊的組。他是一名身經百戰地老公安了。

行動開始後，每到一處。劉新就派人對房前屋後、巷道窗口進行堵截。

有個人派我屋後去蹲，劉新：‘他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沒有幹過這些粗活，不要安排他。’

所以，我就是跟着他跑來跑去，從省體委宿舍、電力宿舍，到桃園街。抓一個、送一個。

我們組負責搜捕的幾個對象，在家的，沒有任何反抗，老劉一句“聽話，按規矩來”，就被捆走或者跟着我們走了。不在家的那一個，三個時後，他爸爸媽媽和舅舅按照我們的要求，将他送來了。

于是，我們這個組，非常順利地完成了任務。

來回三、五趟，跑來跑去的，辛苦都無所謂，就是口渴得難受。”

吳永成聽了深有同感，你一個剛參加工作的大學生，趕上參加這種大行動，一個是緊張，一個是勞累，哪能不感到口渴呢？那個時候，街上可沒有什麽礦泉水、可口可樂之類的東西賣，你也不好意思在人家被搜捕人員的家裏要水喝何況，這可是也涉及到了階級立場的問題哪！有人給你告一陰狀，那也是個不大不的麻煩事情。

李偉接着：“口渴也隻能忍着啊！我的任務比較簡單，就趁押送被抓的人員回柴油機廠的機會，暴飲上一大杯涼茶水，那個痛快呀。

半夜時分，我們最後一次回到柴油機廠時，被搜捕的對象，差不多也都歸案了。

偌大的車間，關滿了被搜捕人員。一個個蹲在地上，稍微有動靜，車間裏不時就有‘誰不聽話，就索他一繩子’的聲音響起。所以。一個個都不敢亂亂動。那可不是吓唬他們，有一個人腳麻得實在受不了啦，再加上情緒也有些反常，大喊大鬧起來。馬上

助看守的柴油機廠的民兵們過去，一繩子捆了個‘老

到了半夜三鍾左右，押送犯罪嫌疑人地東風大汽車到了。那些被抓回來的人。一個個被押上車，送往xxx的審查站。汽車一出門，上了五一大道。車燈連綿數裏，望不到盡頭，蔚爲壯觀，頗有戰争年代的味道。

這種景象，參戰幹警沒有見過，被搜捕人員也沒有見過。和我同車地劉新就感慨地：‘這幾年，經常是被搜捕對象比我們警察多，人都抓住了。就是帶不回來。我們在人數上的絕對優勢，還是第一回。’

吳永成，你知道嗎？一九八一年六月的時候，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處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地勞改犯和勞教人員的決定》，就有‘注銷本人城市戶口。勞教期滿或刑滿後一律或一般留場就業，不得回原大中城市’的規定。而這一次‘嚴打’地宣傳工作開展後。社會上的傳言就走了樣。所以，在汽車上，被搜捕的人員心裏就更加慌了。

不時有人問道：‘幹部。是不是要将我們送到新疆去？……幹部疆前，我和家裏人還能不能見一面？……幹部，我那事，不是處理完了嘛？’還有的，在半道上吓得就跳車了。當然他也沒跑遠，就被後面的人追上去抓住，又補了一繩子，還是捆得咝牙咧嘴的那種五花大綁，結實着哪！

幾經周折，到了審查站裏，通明，擠滿了人。那裏的工作人員開始對被搜捕的對象，逐個地檢查登記。那麽多人，夠看守所地那些幹警們忙幾天的。

當我們交接完畢，回到市内時，已經是第二天的清晨了。”

吳永成聽着頭行動結束後，他們那一夥人也和省委地領導們一樣，從那個秘密地方出來了。

這就是一九八三年嚴打鬥争國統一部署的、著名地八一八行動（有少數地方是八一七行動，最早的是八一三行動）。

吳永成有些感慨：當時“嚴打”的聲勢已經很大了，搜捕工作能夠進行地如此順利，不能不是個奇迹啊！

或許嫌疑人知道自己在劫難逃、願意認罪伏法；也或許是一些嫌疑人還抱着些許幻想、認爲自己并沒有犯多大的錯（這部分人還不少）；或許那個時候、晚上還沒有這麽多消費場所，或許那個時候出門在外還需要糧票、出差證明……

反正，不管怎麽，換到現在，絕對不可能有如此好的效果。

通過緊急行動，該抓捕的人現在已經抓回來了。下一步就是該集中會審、辦案了。

這個程序，吳永成曾經在一個收審上見過。那也就是在一間比較大的辦公室裏，有分别來自公、檢、法個部門抽出來的人。公安部門有預審科付科長、派出所所長帶隊，檢察院有起訴科長帶隊，法院有刑庭庭長帶隊。各部門都有人負責，力量很強大，還有一些來自企業和街辦的借調人員。具體工作，就是将八一八大搜捕抓獲的的“人犯”迅處理。其職。有問題現場辦公解決。這就是那個年代盛行的公檢法聯合辦公。根本不像後來似的，公安先偵察、然後送檢察院、最後提起公訴上法院，擺個審判廳，有律師爲被告有闆有眼地辯護。特殊時期嘛，這些從簡了！

初期階段，基本上每晚都要開碰頭會，通報情況，解決問題。組織學習中央下的一些關于“嚴打”的文件精神。随後就開始工作。

“八一八”行動被搜捕的人員，大多數都屬于“主要犯罪事實已經查清，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人犯，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對象。所以，報捕工作是第一步。

由于案件的主要證據材料，在“八一八”行動前，都準備好了（也就是補充一些有關身份、家庭住所的證明，有無前科的材料，然後制作提請批準逮捕書，連同案卷材料、證據，一并移送檢察院審查批準）。既然前期的實質性的工作已經完成，那麽到了這一階段，主要就是一些程序性的工作。公、檢、法現在就在一個辦公室裏辦公，工作效率就明顯提高，以前一個案件的移送，可能需要中途旅行半個月，而此時半時就足夠了。

緊接着就是提審、挖餘罪。由于抓的人太多，工作人員不夠，原來本應該兩個人提審，現在就隻能是一個人獨自提審（有時這個人也可能是臨時借調來的）、簽兩個人的名字。看守所、收審站由于辦公地不夠，有時候就隻能是幾個案子、十幾個人犯在一個房間裏審問，根本就沒有最起碼的保密措施了（不過，被抓的人犯連自己的死活也顧不過來，也就沒有什麽心情去偷聽别人的案情了）。

然後，法院方面根據檢察機關送過來的起訴書，對犯罪分子進行“從快、從重、從嚴”的判決。在嚴打期間，并沒有律師爲犯罪分子辯護一國政法工作會議決定，此次開展嚴打鬥争，暫停刑事辯），不過，是暫時不搞。嚴打結束之後，再恢複律師刑事辯護工作。

而後“東北二王”在南下逃亡中被擊斃，打響了我國境内反黑戰鬥的第一槍，把這次“嚴打”戰役推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