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珍案件的起因是張利欽的貪污，可王素珍案件中:個桓畢地區最大的民營企業的倒閉，桓畢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在其中，卻是起了極壞的作用。

先，桓畢地區中院某些法官，收受了馬健敏等犯罪嫌疑人的賄賂，在王素珍被非法羁押期間，過關集團公司屬下的國光印刷版材公司，在貸款未到期的情況下，就被桓畢地區中級法院違法判決“提前還貸款”，逼迫工廠停産，這導緻了公司的生産正常經營被迫停止。

其次是桓畢地區中院搞的那個“假拍賣”活動。

在王素珍繼續被羁押期間，桓畢地區中級法院在企業法人王素珍未到現場的情況下，與丹陽市商業銀行串通一氣，對該集團公司搞“假拍賣”，愣是把評估價值本應該是八千萬的工廠、土地以及其他财産，以五千萬的價格，就拍賣給了香港蒙托公司這個皮包公司。

更爲惡劣的是，這個香港蒙托公司在拍賣前，就根本沒有支付一分錢的拍賣訂金，而且在拍賣成功之後，也竟然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内，又沒有支付一分錢的拍賣價款。

最後的結果是，蒙托公司與丹陽市商業銀行私下簽訂協議，将廠子又以九千萬的價格，抵押給了丹陽市合作銀行，從中獲得了八千萬元的貸款之後，逃之夭夭，不知所終。

可以，是桓畢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所執行的這一次“假拍賣”，在最後的關鍵時刻，又給了國光集團公司緻命的一擊，把它徹底地推向了萬劫不可複返的深淵。

對于這一，吳永成心裏清楚，新來的桓畢地區中院院長劉甯心裏也明白，桓畢地區公安處處長郭憲平、和地區檢察院的檢察長王鑫，也都不糊塗。

雖然，在前一段時間，在省專案組的努力下，随着馬健敏等嫌疑犯地歸案，由此牽出了桓畢地區檢察院副檢察長王德貴、桓畢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武謙孔等人，他們是因爲接受馬健敏的賄賂，被依法予以刑事拘留。

但大家都知道，這麽一起近乎一億元的大案子，光這幾個人，那是根本不可能掀起這麽大的風浪的。

在當時法院業内有個法：十萬書記員。百萬審判員。千萬副庭長。億萬副院長幾十萬地案子。找書記員就能解決；過了一億。那就必須拜副院長地門。

這一大家心裏都清楚。但是由于各人所占地角度不同。因此也不能表現在明面上。

從地委書記吳永成地這個角度來。由于省委有關領導已經對他做了一些暗示。讓他在王素珍地案件上适可而止、窮寇勿追。這就使得吳永成在這個案件地追查上。不能再做出什麽明示而已。

而公、檢兩個部門地領導郭憲平和王鑫。與中院是屬于各不隸屬地單位。根本也就犯不着對人家地工作指指地。

唯一能把這三家單位協調在一起地人。應該隻有地區政法委書記張曉東最合适了。可是現在地地委書記吳永成。又壓根就不打算重新啓用他。

可到目前爲止。王素珍案件善後工作地關鍵。在于對王素珍地經濟損失地挽回。這不可避免地又牽涉到了桓畢地區中院。

因此，吳永成在“三講”教育動員大會上，明确提出：地區政法系統，特别是法檢兩院，是全區“三講”教育地重單位，他們在“三講”教育實施的過程中，必須結合各自的本職工作、與現階段的中心任務。王素珍案件的如何善後，就是考驗他們“三講”教育能否過關的一塊“試金石”。

爲了更好地處理好王素珍案件地善後工作，也爲了給全區“三講”教育活動開一個好頭，會後吳永成特意召集桓畢地區公、檢、法的這三位負責人，要求他們不能各自爲政，要顧全大局，把這次開展地全區性的三講教育活動，滲透到具體工以抓要案、破積案爲衡量标準，先就王素珍案件給全區人民一個交代，給省委有關部門一個交代，這也是再次展示桓畢地區政法部門戰鬥力地一個重要機會。

領會了吳永成指示精神的三位公檢法一把手，回到各自地單位以後，就開始着手布置本單位、本系統的“三講教育”活動。

郭憲平的地區公安處，在王素珍案件中牽涉的程度這也與他平時剛直不阿的性格有關，公安處全體幹警們在他一貫的嚴格要求下，幾乎沒有什麽人敢借辦案來瞎折騰的。

因此，他也在執行吳永成指示的時候，表現得最爲徹底。

這不，郭憲平剛剛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就指示經濟科、刑警隊，從丹陽市公安局的手裏把王素珍案中的有關犯罪嫌疑人的情況調過來，并且向丹陽市公安局宣布：這起案子的後續預審工作，由地區公安處接手郭憲平就不相信在王素珍案件的背後，地區中院僅僅隻有那麽一個蝦米參乎在其中。

爲了保證預審結果的公正性、可靠性，郭憲平也提前和地區檢察院新來的檢察長王鑫打了個招呼：請求檢察機關派人提前介入案件的預審工作。

這一要求倒也不是搞特例：早在一九八三年嚴打和一九九三年大“整治”的時候，法檢兩院提前介入公安機關的預審、偵破工作，也是得到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批準的。

隻不過，這次的預預審工作，主要是針對中院的民事審判庭副庭長武謙孔，目的也是爲了挖出其背後更大的黑手，地區中院必須避嫌，郭憲平也就不能采取以前所使用的那種措施了。

這一，郭憲平也和地區中院院長劉甯打過招呼，免得法院系統的人誤會公安系統和法院系統在工那可是免不了常打交道的，因爲這個事情，在兩個兄弟單位之間，造成了一定的隔膜，那可就有違吳永成書記“顧全大局”的指示了。

中國訴訟有三難：行政訴訟立案難，刑事訴訟辯護難，民事訴訟執行難。

這一，别是司法部門的人知道了，就是平頭老百姓們談論起來，也深知其中之精髓：前者是民告官，法院想管也不敢管；中者是官告民，想怎麽管就怎麽管；後者是狗咬狗，愛管不管。

其中最難的還是執行，這社會幾乎沒有信用可言，人人撒謊，個個行騙，當官地黑錢，經商的偷稅，負債光榮，欠錢有理，誰賴皮誰是英雄。

用一位法院資深執行法官的話來：“我辦了這麽多執行案，沒見過一個仗義的，是個老闆就混蛋，債則拖，大債則走，反正電腦沒聯網

有信用記錄，隻要錢撈夠了，撒腳開溜，換個地方士，誰都辦不了他。再加上法院經費緊張，異地執行都讓當事人買單，請兩個法官，飛機來回，三星級以上酒店，法官吃得又挑剔，玩得又精緻，還要給老婆孩子帶禮物，算起來數目驚人。債主忙活一場，有時竟會收支不抵，狼啃狗咬一樣疼，還不如咬牙忍了。”

所以，在王素珍的這起案件中，近乎一億的财産執行，光牽涉到一個民事審判庭的副庭長武謙孔，這話誰聽了也不信，就更别能瞞過從省高院調來的中院新任院長劉甯了。

劉甯在省高院地時候，是擔任高院民事二庭的庭長。

要起他的工作簡曆，那就比較複雜了。

今年四十三歲的劉甯，在當年他初中畢業的時候，就趕上了“知識青年”下鄉運動，和全國上千萬地知識青年一起，響應偉大領袖的号召，到“廣闊天地”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去了。

不過劉甯地命運，比那些一直呆在農村裏的下鄉插隊青年，還要幸運一的是，由于他在農村的表現，博得了所在村黨支部書記地贊賞，在一九七一年的時候，通過當時的村黨支部、人民公社一級級的推薦，被選送到了g省大學，成爲了八十二萬工農兵大學生中的一員，當時的學制是三年。

大學畢業之後，劉甯付出分配回到了他下鄉插隊地那個縣城，當了一名工廠的技術幹部。一直到一九七七年高考制度恢複之後，從就一直夢想着成爲一名官地劉甯，不滿足于現在工廠中的工作，就經過自己多方面地努力，終于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的這一天，與五百七十多萬從農村、工廠、部隊一路風塵走來地年輕人一樣，懷揣着難得的名額、忐忑的心情和奮的意氣，奔向了考場。

由于當時報考人數過多，而當時國民經濟剛開始恢複，國家居然一時竟拿不出足夠的紙來印考卷，于是，中央果斷決定調用印刷《選集》第五卷的紙張。

而劉甯憑着自己紮實的文化理論知識，再次成爲了g省法律系的大學生，而且還是一名帶着工資上學的大學生。

四年之後，劉甯大學畢業之後，再次回到了那個縣城，隻不過，這一次他并沒有再回到那個生産拖拉機的工廠去，而是被分配到了他們縣剛剛恢複組建的人民法院，如願以償地成爲了一名他從就一直向往着的人民法官。

本來當時恢複高考之後第一屆法律系大學生，是相當吃香的文革十年砸爛了公檢法，加之中斷了高考制度，使得政法系統熟悉業務的幹部們生了斷層現象。

劉甯在畢業之後，其實也可以像他們那一屆其他的同學那樣，選擇條件更好的省高院（檢察院）、地區中院（檢察院）的，但劉甯當時就認爲縣一級的基層單位，才更能揮自己的作用，因此在畢業前夕，毅然選擇了回到自己的那個縣城去。

正如劉甯所預料的，回到縣城法院的他，在院裏缺乏大量的專業知識豐富的法官的情況下，他這位剛從大學畢業的本科大學生，一下子就成爲了院裏的骨幹力量。

之後，劉甯又憑借着自己紮實的工作作風、娴熟的業務知識，參加工作五年地時間他，就成爲了所在地區最年輕的縣級法院副院長，而這五年之中，無論是刑事案件、還是民事案件，甚至是執行案件，他都涉及參與過。

三年之後，劉甯因爲工作出色，被調任另外一個縣，擔任了法院院長的職務。

一九九o年的時候，g省高院需要充實一批具有豐富基層經驗的中層幹部，劉甯在衆多的競争對手中，再次脫穎而出，成爲了省高院民事審判二庭的副庭長，三年後，因爲成績突出，在省高院的提名下，被省人大常委會任命爲省高院民事審判二庭地庭長。

而此時，他當年同時畢業進入省、地（市）機關的同學們，職務最高的，也隻不過是縣處級幹部而已，這也是屬于鳳毛麟角的。大多數的都在科級、副科級地位置上徘徊。

可以爲一個縣城工人家庭出身的劉甯，他的背後沒有任何地背景，他之所以能夠從下面的基層法院，一步一步地到了現在這個副廳局級的位置（也是全省最爲年輕的副廳局級幹部），那是憑着他紮實地工作作風和精通的業務知識，還有更重要的一，就是他善于抓住各種機會。

到了桓畢地區之後，劉甯清醒地認識到：他之所以能來到桓畢地區，當上這個享受副廳局級待遇的中院院長，那是桓畢地區中院出現了那種蛇鼠勾結的醜聞之後，省高院的領導們爲了急于扭轉桓畢地區中院所造成地惡劣影響，才把自己這位高院中層領導中的骨幹分子派了下來地導們看重的也正是自己業務精通、作風正派。

因此，劉甯意識到：如果自己在短時間内，不能迅扭轉桓畢地區中院所存在地這股歪風邪氣、改變外界社會上對地區中院的那種看法地話，估計自己的結局，也和前任中院院長的下場差不多。反之的話，也可能是自己仕途上另一個新的開始。

現在，吳永成這位三十三歲的、享受副省部級待遇的地委書記，那可是他努力的目标啊！

所以，劉甯在來到桓畢地區中院任職之後，馬上就調來了所有王素珍案件的有關卷宗，他要憑着自己多年的實踐經驗，看一看桓畢地區中院中，到底還有那些人牽涉到了這個案子中。

哼，繞開執行庭、中院領導們，你武謙孔一個人就能攪起這麽大的風波，那純粹是哄三歲孩呢？！

不别的，難道你民庭庭長林安進就能清白得了嗎？！分管副院長的職責又體現在哪裏了呢？！

劉甯并不是那種踩着别人的頭往上走的人，可他清楚地認識到：桓畢地區生了這種公、檢、法三位一體，與犯罪嫌疑人狼狽爲奸、沆一氣的醜聞之後，不僅僅是他們省高院感到震怒，即使是省檢察院的臉上，同樣也感到不光彩誰能擔保王鑫現在不是急于想做出一成績來，以挽回他們檢察系統的形象呢？！而地區公安處的郭憲平，現在可是卯足了勁兒，想從中院、檢察院那兩個犯罪嫌疑人的身上打開缺口的！

與其被動地等着别人拿到證據以後揭開自家的蓋子，倒不如自己先下手，查清楚内鬼的存在，這樣才更能争取一主動呢？！

于是，在劉甯的主持下，桓畢地區中院三講教育從一開始，

傳與自查自糾相結合，并且劉甯在院裏召開的“三講大會上就講到：“……參加過全區三講教育動員大會的同志們，大概都記得地委吳書記在會上所講到的吧，我們中院是這次三講教育的重單位，指示我們在三講教育的過程中，必須與王素珍案件的善後工作相結合。

大家對這個案件，都比我這個新來的人清楚：一件被評估爲标的爲八千萬的執行案，爲什麽能竟然以五千萬的低價給拍賣了呢？！這其中誰能告訴我這是爲什麽？！

武謙孔現在已經被刑事拘留了，這并不等于，這個案件就畫上了句号。我可以實話告訴大家，就在現在地區公安處已經從丹陽市公安局，把武謙孔等人接手到了他們那裏，正在和地區檢察院的同志們，抓緊進行着對武謙孔的預審工作。

這對我們桓畢地區中院的某些同志意味着什麽呢？！這意味着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你也不要抱有什麽僥幸心理，期望武謙孔能一抗到底。

前一段時間，省委專案組并沒有從武謙孔身上取得什麽其他證據，這不是他就沒有一個同謀，而是因爲省委專案組的同志們，又接到了新的任務，才停住了對武謙孔等人的預審。

可現在情況卻大大不一樣了，那個單位都不會因爲其他人地案子，影響到本單位‘三講’教育過關這件大事的。

在這裏，我想奉勸某些心懷僥幸的人一句話：政策都知道，也清楚，主動從輕、檢舉無罪、揭有功。

我不希望這些同志，到了這個時候，還執迷不悟，難道真想見到棺材也不落淚嗎？！”

的确，據犯罪嫌疑人馬健敏的交代：他可是光給了中院武謙孔就三百萬人民币，而武謙孔卻一口咬定隻有十萬元，那剩餘的錢跑到哪裏去了呢？！

還有，對國光集團八千萬元的财産拍賣，如果中院的某些人沒有得到實惠地話，他們難道是腦子裏進水了？！即使那個香港蒙托公司是他爹開的皮包公司，那他也不可能沒有一分錢的好處，就來了個大撒把啊！

動員會後，劉甯随即召開了班子會議。

在班子會上，劉甯毫不客氣地道：“咱們都是班子内部的領導們，有些醜話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借用地委吳永成書記的那句話：自己地問題最好是自己來解決，如果大家在這個時候，還不爲我們桓畢中院的整體來考慮的話，那到時候我也就不得不向省高院紀檢室地領導們反映了，必要的時候，我也會請桓畢地委紀檢委的同志進來，幫助我們工作。”

在座的那些中院領導們，一個個低下頭，不知道在想什麽，誰也沒有接劉甯地這個話茬。

“在座的也都是從事了法院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了，大家都清楚，就現在的這個案情來看，那并不是什麽複雜的案件，隻要武謙孔那邊一吐口，斷了的證據鏈又可以重新得以鏈接，到那時候，可就處于非常被動地局面了！

我希望在這個中院關鍵時刻，大家都拿出自己的黨性來，協助我順利完成這次地‘三講’教育工作，妥善處理好王素珍案件的善後工作。”

要劉甯地這些話語，對那些心裏有鬼的人沒有一觸動，那是絕對不可能地他們也都不是傻子，即使知道劉甯的這些表态是實施的攻心政策，大可以不理睬他！

可他們卻非常地清楚，武謙孔那裏是不可能把所有的罪名，都扛下來的别的不用，光馬健敏交代的那三百萬元的行賄，在一九九五年的今天，那可不是一個數目啊！

作爲法官，最了解的就是各種法律的适用和量刑，三百萬元完全可以讓武謙孔的腦袋落地，武謙孔他又不是傻子，到了最後時刻，難道他還會替别人來背這個“黑鍋”嗎？！

這可是一個緻命的大“黑鍋”啊！

經過兩天激烈的思想鬥争之後，終于有兩個民事審判庭的審判員，先後走進了劉甯的院長辦公室。

據他們交代，他們兩個在王素珍的案件中，接受了馬健敏送來的一萬元的賄賂，錢是通過副庭長武謙孔之手轉交的。

他們兩個把自己所接受的那兩萬塊錢的贓款，也當場交給了在場的中院紀檢委書記朱長青。

劉甯對他們的明智之舉，馬上給予了肯定，并且表示将對他們主動向組織清楚問題的這個性質，給予反映，争取爲他們取得從輕處理的結果。

而當朱長青再次核實他們：是否知道别的人也接受過犯罪嫌疑人其他賄賂的時候，這兩個人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表示自己回去之後再好好想一想。

有了一個好的開頭，接下來的事情就容易得多了。

僅僅過了一天的時間，又有兩位審判員，先後悄悄地來到了劉甯的辦公室，不過這一次來的不僅僅是民事審判庭的審判員，還有一位是中院執行庭的審判員。

民事庭的那位也同樣上交了一萬元的受賄贓款，同樣是經過武謙孔之手接受地，而執行庭的那位，卻上交了兩萬元。

截止到目前爲止，主動上門的四個法院工作人員，都是沒有任何職務的人物，難道那些帶“長”的，就那麽清白嗎？！

劉甯這下子開始主動出擊了。

先他和中院紀檢委書記朱長青，先後把民事審判庭和執行庭的幾位庭長、副庭長，請到了自己的辦公室，開始政策攻心。

但談話的效果，并不怎麽好：這幾位嘴巴好像要緊一，他們一口咬定，在着手這個案子地時候，也隻是接受了當事人的幾頓吃請而已，并沒有什麽經濟上的來往。

在這種情況下，劉甯馬上代表中院黨委宣布了對這幾個人停職檢查。

就在這個時候，地區公安處傳來了一條振奮人心的新消息：武謙孔在輪番審訊和政策攻心之下，抵擋不住終于開口了。

他承認：他自己是接受了馬健敏的七十萬元賄賂，而民事二庭地庭長王侯，與另外兩名副庭長張建迎、馬健成，通過他的手，分别接受了四十萬的賄賂，另外十萬元則分給了下面地幾個審判員。

雖然，武謙孔的交代，與馬健敏的口供，還有一百萬元的出入，可這畢竟打開了久持不下地僵局。

根據武謙孔的口供，桓畢地區檢察院、公安處對以王侯等幾名犯罪嫌疑人，馬上實行了強制措施。這與先前主動交代問題的那四個審判員的待遇，形成了極大的反差最起碼人家現在也隻是在家等候處理、并沒有失

自由啊！

王侯等人被強制的當天晚上，又有一名中院法官來到了劉甯地辦公室。

不過，這位的官銜要比之前地那幾位都高他是桓畢地區中院副院長、分管民事審判工作的林愛順。

他主動向劉甯交代了自己在王素珍地案件中，通過武謙孔收手了一百萬的賄賂。

至此，何必中院地蓋子，終于在各方面的努力下，被劉甯揭開了那麽一條縫隙林愛順的落網，這也是目前爲止，王素珍案件中現形的最高級别的官員正處級呀！

當夜，劉甯就跑到吳永成的辦公室，把這個令人激動的消息，做了詳細的彙報。

“好、好、好。劉甯同志，你幹得好！”吳永成對劉甯彙報的這個好消息贊不絕口，這可是桓畢地區“三講”教育剛剛開始，就取得的一個巨大成果啊，好兆頭啊！

這些天來，吳永成忙得連個正常上下班的時間觀念都沒有了，就像現在，都是晚上十多了，他還沒有回到自己休息的賓館房間，而他的秘書劉曉峰，也隻好陪着他挑燈夜戰了好在劉曉峰現在還沒有家室之累！

“劉甯同志，省委、省人大、省高院把你派到我們桓畢地區來工作，的确是英明之舉啊！”吳永成拍着劉甯的肩膀，喜形于色地道：“隻要能把王素珍案件的善後工作做好，你就算爲咱們桓畢地區立了一大功了。我向省委給你請功！”

“吳書記，慚愧啊！作爲一名維護法律尊嚴的工作者，看着同事們如此令人齒的行爲，我還有什麽臉面，要地委爲我請功呢？！”劉甯一臉痛心地道：“我覺得，在國光集團拍賣案件上，也存在着不少的内幕，可香港蒙托公司有關人員，難以歸案，就沒有直接的突破口啊！”

“呵呵，劉甯同志，工作要一步一步地做，飯要一口一口地吃！那些心中有鬼的人，遲早有一天會原形畢露的。”吳永成安慰着劉甯。

随即吳永成又讓外間辦公室的劉曉峰，馬上通知地區三講教育領導組的副組長牛德海和馬秀芹：“地區中院在三講教育活動中，已經在第一個階段，就取得了這樣的成績，這是可喜可賀的。請他們通過地區新聞媒體，大力宣揚地區中院在這次活動中的突出表現。号召各縣（市）、地直各單位，都在三講教育中，以地區中院爲學習榜樣，把三講教育活動搞得紮實、徹底！”

當然了，地區中院在三講教育活動中取得這樣的成績，由地委組織部部長劉青山擔任辦公室主任的“三講”教育辦公室，那也不能幹看着啊，他們可是按照吳永成的指示，在動員大會之後的第二天，就搞了一個“三講”教育簡報，定期把各縣市、地直各單位的進展情況整理成資料，廣而下的。

桓畢日報想得更周密，專門在頭版地版面上，拿出了一個固定欄目“三講教育專欄”，對各縣市、地直各單位的進展情況進行通報，以激勵先進、鞭策後進。

當桓畢地區中級人民法院的這些消息，在全區以“三講”教育辦公室簡報的形式，和報紙、電視等新聞媒體被通報之後，一時間，驚動了整個桓畢地區。

“啊呀，你知道嗎？！這次地區搞的這個什麽三講教育，還真管那麽一用啊！才幾天的工夫，就查出了幾個大分子，受賄一百萬呀！還有一個是縣團級的大幹部呢！”

“是呀，我也覺得奇怪呢，不就是一個講學習的教育嘛，怎麽還查處出來了分子呢來這一回那些貪官污吏們地日子，不好過了。一百萬，哼，我看夠槍斃得了！們也真敢要啊！”

“你看着吧，這才是個開始呢，我聽這個什麽三講教育活動要搞一年，到那時候，還不知道要查出多少個貪污、分子來呢！這個新來的地委書記，像是個清官啊！”

“你也别把話得太早了，出水才看兩腿泥呢！不定新來的這個書記，也就是想震一震場面罷了，後頭的事情也不一定能由得了他。”

“瞧你這話是怎麽地？！難道你還真想看着那些不做好事的分子，再騎在咱老百姓們頭上拉屎撒尿嗎？！我可是盼着這三講教育多搞個幾年，最好把那些貪官、分子們都槍斃了才解恨呢！”

此時聽到這些消息之後，也有思想上受到了刺激的人，就像丹陽市地市委書記劉慶國之類的。

劉慶國可是一心一意，想在這次的三講教育中力拔頭籌的。

他清楚，隻要能把這項工作，再次做到了全區地前列，吳永成書記絕對會不惜餘力地，把自己推到地委委員的那個位置的。

可他沒有想到的是，還有人在這件事情上，比自己更心急，而且人家還挖出了一個縣處級的領導幹部，這可是他劉慶國打死也辦不到的他管轄地丹陽市才不過是一個縣處級建制的縣級市，哪裏去找這麽一個重量級地人物呢？！

再了，處理縣處級領導的權利，也是在地委、省委呀，他這個地七品縣令，更不就沒有那麽大的權力。

無奈之下，劉慶國也隻好把手頭地工作，暫時交給了市委副書記、市長吳愛民來主持，他自己則學吳永成的那一手，把丹陽市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程宏洪甩到了一邊，自己和市紀檢委書記常青生一道，率領着市紀檢委的同志，親自坐鎮丹陽市公安局這個重單位，要從這個王素珍案件的涉案單位中，挖掘出一東西來。

工夫不負苦心人，在劉慶國和常青生的日夜奮戰下，丹陽市公安局分管治安的副局長李秋榮，最終也查出了他收受馬健敏賄賂五萬元的事件，繼地區中院之後，成爲桓畢地區三講教育辦公室通報嘉獎的第二個單位。

随着這些消息的不斷披露，桓畢地區那些**上不怎麽幹淨的幹部們，也聽到這些消息，紛紛如被驚了的老鼠一樣，整日間惶惶不得安甯，生怕還沒有輪到自己主持本單位的“三講”教育活動，卻被紀檢部門的人請自己去喝茶、講“清楚”。

就在這個時候，正在辦公室工作的吳永成，卻接到了一個電話。

“永成同志嘛，你們搞的那個‘三講’教育活動，是不是有太過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