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峰,你一,爲什麽中央、省委和地委三令五申,反複強調減輕農民負擔的工作,可我們下面基層的一些同志,爲什麽就不能引起足夠的重視,而且還要變着法子來欺上瞞下呢?!”吳永成有困乏地靠在車子的後排座上,困惑地問前排副駕駛座上的劉曉峰。
在南沁縣他們已經走了兩個鄉鎮的三個村莊,可從這裏得到的信息,與他們之前在門源縣看到的卻是大相徑庭,這不由得吳永成心裏不惱火。
原以爲自己在桓畢地區這兩年的工作也算是有成績了,可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個南沁縣的領導們居然敢在他大會會多次嚴厲強調的情況下,還出現了這樣的情況,難道減輕農民負擔即使是靠鐵腕手段也無法執行下去了嗎?!
這還是僅僅隻在桓畢地區這麽一個範圍之内啊——他在前幾天的大會上可是已經得非常清楚了,再生變相地向農民們亂攤派、亂收費的情況,縣裏主要領導一律給予嚴處,難道這些縣的領導們,就真的不顧及自己頭上的烏紗帽了?!
劉曉峰不知道該怎麽回答吳永成的這個問題,他知道或許吳書記對于這個問題的答案早已經心裏有數了,也根本不需要自己來回答,他隻是在極度苦悶之下,忍不住向自己一牢騷而已。
果然,就在吳永成提出這個.問題之後,還沒有等到劉曉峰開口,就揮了揮手:“唉,看來還是我把這個問題想得有太過于簡單了啊!掉頭,回地委。”
“吳書記,咱們不是去南沁縣縣委.嗎?!”劉曉峰聽到吳永成的這個指示,不禁有愣了。
他原以爲吳永成在南沁縣.現這樣嚴重的問題之後,必定會到南沁縣縣委,對南沁縣縣委書記安國福和縣長石五清大雷霆,責令他們就目前出現的問題個明明白白,然後馬上糾正這種違反中央政策的事情,可哪想到吳永成竟然會命令掉頭回返。
這可不像這位年輕地委書記一貫的工作作風啊!
在劉曉峰和吳永成這兩年的工作接觸中,吳永成.就是一位眼裏容不得半沙子的領導幹部,他最見不得的就是群衆們的利益遭受到無端的侵犯。
“哼,要是我們下面的幹部們從思想上不能認識到.減輕農民負擔這項工作的重要意義,光憑我們幾個人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把我們累得癱了,那也解決不了多少問題。”吳永成很少見地和劉曉峰表露了自己心裏的一想法。
劉曉峰好像有明白似的,,頭,不再吭氣了。
車子徑自沖着來時的方向揚長而去
“成聲同志,分赴各縣市檢查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工作組,是不是以及分别完成了各自的任務了?”
吳永成坐在自.己的辦公室,擡起頭緩緩地問站在自己面前的地委委員、地委秘書長杜成聲。他也是負責減輕農民負擔檢查這項工作的領導之一。
杜成聲頭:“吳書記,經過一個月的努力,到各縣檢查減輕農民負擔的同志們,現在基本上結束了各自的工作,我和行署那邊的劉海濤專員前天就聽了他們的一些彙報,總體來,各縣市在執行地委、省委減輕農民負擔方面還是做得可以的,特别是門源縣和丹陽市的工作做得尤爲紮實。”
吳永成默默地頭。
門源縣的情況他自己就掌握了不少,而丹陽市的市委書記劉慶國是他吳永成到任之後一手提拔到地委委員這個領導崗位的,隻要他不是一個糊塗人,不是有意爲之的話,但凡是吳永成安排下去的工作,即使難度再大,他也不會出現一錯的,這自信心吳永成還是有的。
“那其他的縣是不是都不存在問題呢?!”吳永成繼續問下去。
杜成聲稍微沉吟了一下,斟酌着合适的字眼彙報道:“吳書記,根據各個檢查組彙報的情況來看,各個縣在近年來收取農民‘三提五統’的時候,基本上是按照中央的有關文件精神,沒有突破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百分之五,也沒有現什麽向農民亂收費、亂攤派的問題。”
“哼哼,情況真的是這樣嗎?!”吳永成站了起來,從自己辦公桌的後面踱了出來,冷笑道:“我看情況也不盡然都是這樣吧!我對工作組同志們這次的工作可不怎麽滿意啊,老杜,你認爲在全區十五個縣市中,就真的不存在一些亂收費、亂攤派的問題嗎?!”
吳永成對于現在的這個結果,可以早在意料之中了。
他知道有的時候,盡管上面喊破了嗓子,可具體到下面的具體執行人的時候,出現這樣那樣的偏差,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别你現在隻是組織了地直機關的一些幹部們下去了,就是古代帶着尚方寶劍下去代天巡視的那些欽差大臣們下去,回來之後也未必能向皇帝老兒如實地反饋見到的一切呢!
更何況現在的人們精得跟猴似的,又哪會爲了下面不相幹的一些農民們的利益,去得罪各縣市的主要領導們呢?!——誰知道人家什麽時候,就會成了自己的頭上司呢!
再了,這些工作組到各縣之後,肯定會受到各縣最隆重的接待,不準在臨走的時候,又會帶上豐厚的土特産,在這雙管齊下的攻略之下,又有誰會不懂事地當真跑到農村一戶一戶地去查詢事情的真相呢?!
在他們看來,吳永成書記代表的地委作出這樣的決定,也隻不過是爲了應付省委、省政府的任務罷了,隻要上上下下都能交代得過去,大家豈不是皆大歡喜嗎?!
對于那些幹部們的心态,這一吳永成心裏是非常清楚的hi,他甚至都能猜測出來,那些工作組的幹部們,到了下面縣市之後,雖然呆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可真在鄉鎮、村這些基層查賬的時間,還不知道夠不夠半個月呢!其餘的時間不是呆在縣裏的賓館裏,接受縣裏安排的各種宴席,就是被他們安排到當地的風景名勝區去旅遊度假了,這些花呼哨,吳永成前世的時候,早已經見得夠多的了。
杜成聲聽到吳永成如此問,不禁有尴尬地苦笑着:“呵呵,吳,下面基層的事情都是冰凍非一日之寒,哪是一朝一夕可以徹底解決的了呢?!不過,我相信,隻要有了這個好的開頭,事情總會向好的趨勢展的。”
吳永成卻不想滿足于眼前的這一效果,他嚴肅地杜成聲道:“成聲同志,地委在布置這項工作的時候,我在大會上就明确地提出,凡是在這次檢查中現重大問題的,縣市的主要領導同志必須要付出沉重的代價,這不是而因的,解決向農民亂收費、亂攤派的問題,我們也不能等閑視之。
這樣吧,你組織一個會議,把各縣市的主要領導召集回來,讓他們在各自檢查驗收的總結上簽字,你和他們明确地清楚,隻要他們敢承認他們縣裏不存在任何亂收費、亂攤派的問題,地委在抽查出與cha他們所不符的話,不僅是到他們縣市檢查工作的同志要受到嚴格的處分,他們也要接受地委給予的嚴厲處分,這也是地委給他們的最後一次機會。”
杜成聲答應了一聲,轉身出去了。
之後的幾天中,馬上就有幾個縣主動向地委有關領導彙報了他們縣存在的一些亂收費、亂攤派的問題,估計這也是杜成聲在傳達了吳永成的最後“通牒”之後,有的檢查組的幹部們坐不住了,怕責任落到自己的頭上,與下面縣裏的領導們經過反複的“鬥争”之後得出的這個結果吧,這其中也包括桓畢地區經濟比較落後的一個縣蘭羌縣。
當然了,這些縣在提出自己縣所存在的這些問題的同時,也信誓旦旦地保證:這些現象都是生在極爲個别的鄉村,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問題,而且也早就得到了改正。
不過,令吳永成氣結的是,他親自跑去調查過的南沁縣,卻沒有絲毫的反應,也就是,南沁縣的領導們根本就沒有珍惜吳永成給予他們的這最後的一次機會。
好,既然你們不見棺材不落淚,那我也隻好讓你們這個南沁縣成爲這項專項工作中的活靶子了!
看來要想幹成什麽事情,不借助兩烏紗帽,,還真是不能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的。
吳永成一咬牙,把杜成聲找到了自己的辦公室,讓他帶着地委督查室的幾個同志,親自到南沁縣再次去做一個詳細的調查——他非要把南沁縣這個活靶子樹起來,以此進一步推動桓畢地區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進一步推開。
事實就是事實,不管南沁縣的縣委書記安國福和縣長石五清是如何操作的,也不管他們是如何應付過地委派下去的檢查組的,但在杜成聲再次親自帶着一組人馬秘密走訪了一遭之後,一切貓膩就都顯現了出來
“同志們,我們今天召開這個地委委員會議,隻有一項議程,那就是專題讨論對南沁縣在減輕農民負擔這項工作上弄虛作假的問題。”
吳永成坐在地委會議室中,手中揚起一疊調研文稿,表情嚴肅地道。
此時,在與會的各位地委委員們的面前,同樣地放着兩份報告:一份是由南沁縣縣委書記安國福和縣長石五清簽字的減輕農民負擔驗收檢查報告,那份報告中顯示出來的數據表明,南沁縣在近兩年中是嚴格按照中央有關規定來對農民征收各種費用的;而另外一份報告,則是杜成聲帶着人下去收集到的情況反饋,從這份報告中顯示,在這兩年中,南沁縣大多數的鄉鎮、村,對農民們征收的各種費用,不僅僅是過了百分之五的問題,而且不少鄉村已經過了百分之二十,這還是開具了鄉政府收據的,有不少的費用,根本就沒有任何字據,甚至于連一張白紙條度不存在。
“這、這、這簡直是觸目驚心啊!”先開口的是地區紀檢委書記王虎銀。
本來,在這種會議上,按照程序,先應該表态的是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路興民。
可王虎銀他是從省紀檢委就任桓畢地區紀檢委書記的,多年來就一直在省直機關工作,目睹下面基層的一些幹部們,居然在農民負擔上做出了如此膽大的行徑,再也忍不住了,一時不顧不管地就先嚷了起來。
路興民卻歎了一口氣道:“虎銀同志剛到下面來工作,有些情況還不太清楚啊,這其中的不少費用也是下面的同志們不得已而爲之的啊。就比如農村教育費用的問題吧,國家要求盡快地實現九年制義務教育,可咱們桓畢地區不少地方經濟過于落後,縣财政哪有那麽多的配套資金呢?!于是一下子就顯得負擔過重,這九年制義務教育達标的重擔,也主要壓在了鄉村兩級機構的身上,下面的幹部們工作起來也難啊!”
張曉東馬上接着路興民的話題道:“路專員得有道理啊,現在這種情況不僅僅是我們桓畢地區存在,就是全國大多數的地方,也都存在着這樣的問題。
前幾天,我從《中國經濟導報》看到一份全國農村住房抽樣調查,上面的結果顯示,一九九六年農村居民人均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支出159元,比上年增長7.6%,其中主要是學雜費增加較多,人均增加額占該項支出的73%,這對低收入和貧困地區的農民來講,增幅就更加突出了。許多地方農民在交‘三提五統’(内含教育費統籌)之外,還要再交人均數十元的教育費附加。
唉,這是一個共性的問題啊,也怨不得南沁縣的同志們。”
吳永成冷冷地望了張曉東一眼。
對于導緻農民負擔過重的因素,吳永成他自己并不是不知道,這其中是牽涉到多種多樣的原因,有機構龐大、冗員過多的原因;有管理混亂、貪污**的原因;有監督不力的原因;有政府行爲不規範和行爲短期化的原因;有分稅制改革造成征稅不足、地方财政困難的原因;有幹部政績考評制度的原因,還有張曉東剛才提到的那些等等。
但吳永成認爲,這些原因都是引起農民負擔沉重的外部因素,但并不是問題的要害。問題的根本原因是農民沒有權利。農民隻有遭受剝奪的權利,而無拒絕的權利,這才是問題的本質。
農民沒有權利的現實,源自當前的政治體制是一種“壓力型體制”——這種“壓力型體制”,通過将政府确立的經濟展的硬指标分解下達,從縣、鄉(鎮)再到村,村這一級再将每一項指标,都落實到每個農民的身上。
這樣,縣、鄉兩級尾連貫的經濟承包制演化爲“政治承包制”,形成縣委(政府)——鄉鎮黨委(政府)——村支書(村長)連坐制。壓力型體制從本質上,反映的是中國農村建立起來的牢固的、以行政關系爲特征的管理體制。
正是這種體制的存在,确保了對農村的控制,也排除了農民分享政治權利的任何可能性。
顯然,這種體制是由可靠的經濟基礎作後盾的,集體掌握着土地,又有行政權力,完全控制了農民的命根子(土地)。農民對集體組織進而對鄉村政權存在經濟依附關系。失去經濟上的獨立性,農民别無選擇,隻剩下服從的權利了。農民上交負擔款,損失的隻是部分錢财,而抵制負擔款,就要遭受更大的懲罰。分散的農民不具有與有組織的政府機構抗衡的力量。
在這諸多的因素之中,現階段農村行政體制這方面的原因,也是導緻農民負擔多年高漲不下的一個主要因素。
先,縣市、鄉鎮各級幹部由上級層層任命,這樣對各級幹部“政績”的評價,取決于他們對上級所下達的各種任務的完成情況。在自身利益的驅動下,各級幹部則片面追求政績,如提前“普九”達标,村級幹部公路建設達标等,大大加重了農民負擔。
其次,對于農村基層幹部的行爲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一些涉及農民的稅種,如農業特産稅、屠宰稅等,地方政府在征收過程中,不按稅收法律、法規據實征收,而是扭曲爲田畝、人頭進行平攤,實際是一項變相收費。某些基層幹部行爲失範,有的将從農民手中集資的錢挪作他用等。
對于鄉村幹部的這些行爲,縣、鄉人大的監督制約往往是形式上的多,大部分是在有關幹部的問題揭露以後,人大才被動的行使自己的罷免等權力。其結果對幹部監督不利而造成的損失,還是最終由農民來承擔。
“同志們,我們在這裏召開這個會議,目的主要是爲了讨論對南沁縣弄虛作假的問題,并不是要研究形成農民負擔高居不下的原因,我希望有的同志在言的時候,不要離題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