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陳東之事，徽宗忽然覺得師師很多話還是在理的，他念及了蘇轼之事，因而命人将前朝的實錄呈遞上來，他專門翻找了幾處與蘇轼有關的地方。

其中有這麽一處：元祐三年開科省試，蘇轼奉诏與吏部侍郎孫覺、中書舍人孔文仲同權知禮部貢舉。四月四日，蘇轼被傳鎖宿宮中，中使宣召入對内東門小簾殿中。

太皇太後詢問蘇轼：“有一事要問内翰，前年任何官職？”

蘇轼答：“汝州團練副使！”

太皇太後再問：“今爲何官？”

蘇轼答：“備員翰林，充學士。”

“何以至此？”

“遭遇陛下。”

“不關老身事。”

“那，必定出自官家。”

“亦不關官家事。”

蘇轼恭問：“莫非是大臣論薦？”

“亦不關大臣事。”

蘇轼大驚，鄭重回道：“臣雖無狀，必不别有幹請。”

太皇太後言曰：“久待要學士知道，此是先帝的遺意。先帝飲膳中常看文字，看得停筋不舉時，内官們皆知此必是在閱蘇學士文字。先帝每常道：奇才，奇才。不幸未及起用學士，就上仙了。”

蘇轼聞言失聲痛哭，太皇太後與哲宗也都下淚，随命賜座吃茶。太皇太後叮咛曰：“内翰，内翰，直須盡心奉事官家，即是報答先帝之知遇！”

蘇轼拜辭，太皇太後命撤禦前金蓮燭，送蘇學士歸院。

徽宗讀罷此處，也不禁思念起他的神宗皇父，遙想起兒時與皇父、生母的天倫時光，乃至伏案大哭起來……

神宗自幼要強，爲了洗刷外侮之恥，重振漢唐雄風，一意發憤圖強，弱冠之年登基後便力排衆議，任用了王安石主持新法，頂着搜刮民财的惡名，着實讓國庫在數年之内就大爲充實起來。神宗君臣由此有了拓邊的底氣，加上用人較爲得當，所以在熙甯年間名将王韶順利收複了河湟地區。此舉對于神宗是一個很大的鼓勵，他開始籌謀蕩平西夏，可惜軍制雖有微調，卻仍承襲舊弊，未有根本改觀，乃至軍隊戰力甚不理想，最後招緻了一場傷亡二三十萬之衆的大慘敗！神宗聞聽噩耗後三日未進食，并生了一場大病！自此後，神宗整個人從積極有爲、樂觀進取，也迅速變成了萎靡不振、消極失望！三載之後，神宗不幸英年去世，享年三十八歲。

徽宗的生母陳氏原本隻是宮廷内一位普通的禦侍，自從生下徽宗之後才升爲美人。神宗去世後，陳氏自請前往守護陵殿，因整日思念神宗的舊恩，乃至悲恸傷身。侍女想讓她喝粥吃藥，但她卻拒不聽從，口稱：“若能早早去服待先帝，我就滿足了！”果然沒多久就去世了，終年三十二歲。

徽宗此生最大的願望之一，就是完成父兄的遺志，雖然他大半生沉溺于書畫，可始終沒有忘記掃滅敵國、光複華夏故地的夙願。

……

徽宗又翻了一些存檔，注意到蘇氏兄弟名揚北狄，爲外夷所愛服。

元祐年間，蘇轼就曾奉命接待遼使，席間行令時遼使說道：“我國如今流傳着一個絕難的上聯，如今我要拿出來考考貴國的才士！”

遼使的上聯是“三光日月星”，如果要去對仗，那麽五個字的開頭就是一個量詞，而又不能與“三”重複，着實是非常考驗人的才學與機智的。哪知蘇轼當即就對曰：“四始【1】風雅頌。”

遼使對此贊歎不已，哪知蘇轼卻說道：“我能對而君不能對，非所以全大國之體！”爲了表示友好，他居然又幫着遼使對了一聯：“四德元亨利。”

遼使起初還有些茫然，蘇轼便解釋說：“‘元亨利貞’乃是《周易》中所謂的‘四德’，但是‘貞’字在我朝須避諱，因爲它與我們仁廟的名諱同音。君若能知此處避諱，亦可見兩國情義之深！”遼使恍然大悟，不由佩服之至。

後來蘇轍出使遼國，蘇轼特贈詩曰：“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應夢武林春。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蘇轍至遼，遼主選派侍讀學士王師儒爲館伴。師儒頗能講說三蘇文章，還能背誦蘇轼的《服茯苓賦》，但恨未見全集。蘇轍所見遼人，大多都會問一句：“大蘇學士安否？”

可是徽宗納了悶兒了：蘇氏文名傳揚海外，如何在他自己的國内，卻不能見容于同列之朝士呢？先帝又是那樣稱揚于他，莫非自己果真有些失察之處？

徽宗還記得，自己登基的第二年即崇甯元年七月，蔡京于七月登上了相位，到了九月他就讓朝廷下诏将九十八人打入元祐黨籍，其中宰執以文彥博爲首惡，待制以上以蘇轼爲首惡。罰狀謂之奸黨，蔡京又請自己禦書，刻成石碑，樹立在端禮門前。

到了次年，朝廷又下诏焚毀蘇轼文集、傳說、奏議、墨迹、書版、碑銘與崖志等，同時被禁毀的還有多人的文集。到了崇甯三年，朝廷又将“元祐黨人”的子弟一網打盡，所以将貶抑的人數增加到了三百零九人之多。蔡京又自寫了一份，诏頒天下州軍令刻石置于監司長吏廳堂，俾所共見，以“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後來向太後的兄弟在入宮時曾告訴徽宗，有不少碑工不願意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擔心“得罪後世”；更有一些碑工借故不接這樁活計，其中有一位江西九江的碑工，說：“小人家舊貧窭，隻因開蘇内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

朝廷的禁令，無疑是相當嚴格的，而且曾将賞錢增至八十萬，可是像師師這樣輕易就買到《東坡文集》，自然不是個别現象。徽宗早就知悉蘇轼的文章一直就在讀書人中秘密流行，而且越禁流傳愈廣，以至于很多人竟以收藏之富相誇耀，隻是大家不敢直呼其名而改稱爲“毘陵先生【2】”。徽宗還聽說，士大夫不能誦蘇轼之文者，便自覺氣索，而别人則常常鄙薄這種人爲“不韻”。

此時徽宗越發覺得，當初所爲确實有些過分了，何況當時上天已然示警：崇甯五年正月，彗星出現于西方，尾長竟天，太白晝也。某夜，暴風雷雨大作，無巧不巧，偏偏将黨籍碑給打碎了。當風雷毀碑時，蔡京還曾在徽宗面前厲聲道：“碑可毀，但名不可滅。”

徽宗從小就知道，蘇轼寫得一手好文章，而且記憶超群，當真爲天下第一才士！不過“書爲心畫，言爲心聲”，徽宗過去隻是看過一些蘇轼的文章，對他的丹青之作已多年未加賞鑒，當日或恐有些偏頗、輕率之評，今日恐怕需要再加細細賞鑒才是！

内府之中尚有收存的一些蘇轼的書畫作品，徽宗于是命張迪将這些書畫都翻找出來集中于保和殿中。待張迪完事之後，徽宗先是賞鑒了蘇轼的一些畫作，其中最吸引他的還是蘇轼所畫的竹。蘇轼是他的表兄文同之後無出其右的畫竹名家，他受了李成所創的枯木寒林圖法，加以變化，用淡墨掃老木古枿，配以修竹奇石，形成了古木竹石一派。

蘇轼的畫雖以畫竹爲主，不過他在黃州時也畫過寒林，其氣象蕭疏、煙林清曠，着實是“意氣所到”之效，徽宗看後心中甚喜。

徽宗又看了蘇轼的一些書法，其中多以小字和行書爲主，喜用濃墨寫“肥”字，蘇轼曾自言“不善書”，隻是懂書法之妙而已，不過他的書風當真自成一格，被贊譽爲“無秋毫流俗”。

蘇轼生平不愛惜自己的書作，然而當别人來求時往往不能遂願，有來乞書之人，常遭到他的正色诘責，乃至空手而歸。不過當他意興勃發之時，便不問紙張精粗，隻要到手的，一概寫盡方罷！蘇轼生平喜好飲酒，可酒量很小，爛醉之後不辭謝便就卧，往往鼾聲如雷；待他稍微清醒一些之後，往往會借着酒意盡情揮灑，一時落筆如風雨，見者歎其爲神仙中人，遠非世間翰墨之士所能企及！

黃庭堅曾評蘇書稱：“東坡簡劄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今世号能書者數家，雖規模古人，自有長處，至于天然自工，筆圓而韻勝，所謂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與也。”

徽宗真是越看越愛，尤其是蘇轼到了晚年，筆力雄健無匹，縱筆所至，無不惬意，米芾稱其爲“氣愈老，力愈勁”，可謂已達精純圓熟之巅峰！

《渡海帖》就是蘇轼晚年的代表作，其文曰：

轼将渡海，宿澄邁，承令子見訪，知從者未歸。又雲，恐已到桂府。若果爾，庶幾得于海康相遇；不爾，則未知後會之期也。區區無他禱，惟晚景宜倍萬自愛耳。匆匆留此紙令子處，更下重封。不罪！不罪。轼頓首，夢得秘校閣下。六月十三日。

封囊：手啓，夢得秘校。轼封。

當黃庭堅看到這幅字時，不禁贊歎道：“沉著痛快，乃似李北海。”就書法而論，黃庭堅可謂徽宗的重要師法對象，此番徽宗與黃庭堅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了。

【1】《詩經》的風、雅（分大雅與小雅）、頌被稱爲“四始”。

【2】毘陵即常州古稱，因蘇轼死于常州，故有此稱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