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唐朝發展的基本情況
道教在南北朝的寇謙之、陸修靜、陶弘景等人的改造下已經成爲一個較爲完備的成型宗教，而随着南齊道士顧歡的《夷夏論》的出台，更标識着佛道之間的鬥争進入白熱化。因此，要談之後一個曆史時期的道教發展，不得不兼顧佛教而論。
隋代的統治者相對更重視佛教，這就使得很多道士産生不滿情緒。隋末，樓觀道士岐晖和茅山宗領袖王知遠都投靠李淵麾下，爲其起兵制造了大量的谶緯。加上，李氏作爲隴西門閥并非舊有的傳統世族，因而必須要在譜系上找出一個合理的初始祖以壓倒舊世族，而道士們提供了自己的教主老子，雙方一拍即合，唐既然以老子的後代自居，自然不可能不厚待道教。
唐朝自李淵開始崇道，他曾三次召集儒、釋、道三教人士進行佛道之辯，在辯論無果的情況下，他更直接作出了“道大佛小”的結論。當然了，眼看地位有所下降的僧侶們自然不甘如此就範，于是他們錯誤地找上了太子李建成。而道教的王知遠等則選擇支持李世民。于是，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登基便直接下達了抑佛诏令。頭腦再次不大清楚的衆僧居然又一次上表力争，表示激烈反對，弄得李世民很不高興，說出了“語諸僧等，明诏即下，如也不伏，國有嚴科”的狠話。衆僧隻好作罷。惟智實堅決不服，結果被當庭痛打。
到了李治繼位，基本上還是沿襲着前邊“崇道抑佛”的政策不變。這種狀況，在武則天逐漸參與朝政執掌大權後有所改變。武則天的崇佛是衆所周知的。而其背後并不單純隻是信仰問題。須知，李唐以老子爲始祖，那麽這就意味着道家一門乃是李唐王祚的根本。而要想取而代之扶植對立勢力，最理想的莫過于從信仰根本上給對方以打擊。因此，在高宗中後期至武周時期，佛教的地位急遽竄升，并達到了可以跟道教分庭抗禮的地步。
當時，太史令傅弈（道士出身，精通天文曆數）在武德四年、武德七年兩次上書唐高祖李淵，他從儒家倫理出發，認爲佛教存在諸多弊端，“與百姓無補”、“與國家有害”，指出佛教擁有自己的寺院田産卻無需交稅，佛教徒漸多而無需服役，不利于國家的長遠統治。
《舊唐書·傅弈傳》：佛于西域，言遙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發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
傅弈此舉引起了許多道士的附和，諸如李鍾卿等人也紛紛著書《十異九迷論》等來提供輿論上的攻勢。
作者八卦的曆史菌|2019-12-9 22:03:10
一、《大唐雙龍傳》——從主角升級到佛道之争
黃易的《大唐雙龍傳》是中國武俠小說的瑰寶，小說中寇仲與徐子陵的一路升級打怪邁向頂級高手的曆程和卓越、緊張的戰場描寫可謂引人入勝，黃易将小說人物與隋朝末年軍閥并起、逐鹿中原的各方勢力結合起來的設定更是令人稱奇。在《大唐雙龍傳》的文化内核中，始終圍繞着平民與門閥、佛家與道家展開。爲避免篇幅過長，這裏想先集中的介紹書中的佛道之争。
寇仲和徐子陵作爲書中的雙主角，從書中開始就依托書中的道家秘典《長生訣》和道家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二人的練功無不圍繞着無爲有法、一靜一動、一陰一陽等展開，比如他們兩的“井中八法”對道家的精神體現最爲突出，甚至他們的對手邪王“石之軒”創造的不死印法也處處體現了陰陽、生死的轉化。而書中的一大武林勢力慈航靜齋則是書中佛門的領袖，他們在天下大亂時強力支持李世民，希望能盡快安定天下、和平化解天下大亂的危機，書中不少正派高手都爲慈航靜齋所驅馳，佛教勢力可見一斑。
在書中佛道之争伴随到小說結尾，最終看上去似乎是佛家取得了勝利，那麽在真正的曆史中，佛道勢力在唐朝初期（這裏僅指李淵、李世民時期）又是如何演化的呢？這正是本文想和大家讨論的核心主題。
二、曆史上的一場唐朝朝野的佛、道大讨論
不過唐朝初期在确定佛道兩家的具體發展策略時，朝野上下是經曆過一番大讨論的，在述說策略前有必要先介紹下這場至關重要的佛道論戰。
（一）道教勢力的進擊
當時，太史令傅弈（道士出身，精通天文曆數）在武德四年、武德七年兩次上書唐高祖李淵，他從儒家倫理出發，認爲佛教存在諸多弊端，“與百姓無補”、“與國家有害”，指出佛教擁有自己的寺院田産卻無需交稅，佛教徒漸多而無需服役，不利于國家的長遠統治。
《舊唐書·傅弈傳》：佛于西域，言遙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發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
傅弈此舉引起了許多道士的附和，諸如李鍾卿等人也紛紛著書《十異九迷論》等來提供輿論上的攻勢。
（二）佛教勢力的反擊
然而，面對道教的輿論攻勢，佛教中人同樣有人挺身而出。當時的高僧法琳素有“護法沙門”之稱，面對傅弈等人的責難，他的應對可謂十分完備，他吸取了先前直接引佛教經典反駁效果不佳的教訓，直接著書《破邪論》。
在《破邪論》中，法琳論述了佛家與儒家不僅有共同之處，甚至猶有過之，都主張要以五常（佛教中對應的是五戒）來作爲行爲處事标準，儒家以五常作爲人之爲人的标準，而佛家則甚至把五常作爲來事仍可爲人的先決條件。他認爲佛家隻是形式上割舍親情、君臣等，但是爲了尋找衆生脫離苦海的“大順”：
《破邪論》：雖形阙奉親而内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沾幽顯，豈拘小違。
不僅如此，他還著書《辯正論》對《十異九迷論》進行反駁，可謂寸土不讓。
對道家，其實唐朝初期是和隋朝時期完全不同的态度的。盡管兩個朝代間隔時間很短，李淵、李世民等更是曾經在隋朝爲官，但完全不同于隋文帝對佛教的狂熱，他們選擇了尊崇道教、并扶持道家的發展。李淵在位時，便認老子李聃爲李唐王朝的祖宗。
武德八年，李淵下诏确定了道教在先、佛教在後的宗教基本策略：
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釋教後興，宜從客禮。令老先、次孔、末後釋宗。
到了李世民在位後，貞觀十一年，李世民出于扶持道教發展需要，再次頒布了《令道士在僧前诏》，再次重申了道教在先的地位：
……至于稱謂，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當然，與李淵想比，李世民對道家的支持更爲明顯，比如他曾經在亳州、兖州等地修建了道家宗廟，還專門安排了經費、人員。
可以說，道教在這時迎來了蓬勃發展時期。
其實，從社會現實來看，當時佛教已經發展到一個高峰，一句“南朝四百八十寺”道出了佛教的發展迅猛。如果說隋朝是佛教的蜜月期的話，那麽唐朝初期，尤其是李淵在位時期，對佛教就不是那麽友好了。
李淵登上九五之尊後，不僅如上文所述直接以诏令形式排定了佛教居後的地位，還在武德九年三月下诏《沙汰佛道》，盡管诏書中肯定了佛教的作用，但是對佛教的弊端揭露更多，比如诏書中指出，佛教有“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爲剃度”等弊端。而且，由于當時佛教勢力較大，雖然道教也在沙汰之列，但客觀上卻起到了扶持道教的作用。根據《沙汰佛道》诏書，隻京師留三寺千僧，其餘寺宇并賜王公，僧徒放還故鄉，可以說若按照此舉，佛教發展将被嚴重打壓。
然而，這時候事情出現了轉機，由于當年的6月3日，爆發了玄武門事變，李淵被迫退位，李世民即位後爲盡快穩定局勢和争取原有李建成、李元吉勢力選擇了大赦天下，于是佛教又重新恢複了原來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