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局的政體方案定不下來，直接影響到政務局政府機構的設計，方聲遠對宣傳局存了一肚子意見，盡管臨近婚禮，方聲遠還是抽出很大精力來與宣傳局溝通。他給自己定位是内閣總理，内心當然希望實行宋教仁主張的責任内閣制，但又限于身份不好明言，隻能催促洪粵誠的進度盡可能快一些，别将别人的路都擋了。洪粵誠卻認爲政府的組建與此關系不大，該設那些部局你們設置便是，何必盯着這邊？大帥不是已經組建北京市政府以及國安、兵工兩署了嗎？教育部事實上也成立了，也沒有征求過宣傳局的意見，那本就是你們那邊的事，咱們各搞各的。

方聲遠反駁道，你說的輕巧！各搞各？怎麽能各搞各？大帥一再說我們兩家要通氣，總統制和内閣制如果沒什麽區别，你們争吵什麽？這就像一個人，腦袋當然是最重要的，有什麽樣的腦袋就要配什麽樣的四肢，難道可以抛開大腦不顧嗎？

兩邊都是滿腹怨氣。

龍謙不大理會兩局的争吵，或許覺得吵一吵也不是壞事，最近他一面通過總參盯着北方軍區，一面将注意力轉到了農業方面。

對于農業的認識，龍謙比他班底的絕大多數人要深刻的多。中國雖然是一個地道的農業國，曆代統治者好像都很重視農業，理論上農民的地位并不低，士農工商嘛，農民竟然排在了第二位。士大夫們至少口頭上不歧視農夫。“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就懸挂在很多高門大宅的書房裏，“耕讀傳家”四個字更是成爲無數有地位家庭的門匾，但實際上農民的境遇非常悲催，蓋因這個傳統農業大國的正稅便是農稅，而水利設施基礎投入的不足，對農業科研的漠視，土地的兼并劇烈，以及逐步增加的正稅以外的無數雜稅都不會放過農民，令無數的農民瀕臨破産的邊緣。

糧食問題從來就沒有真正解決過。如遇荒年。逃荒要飯家破人亡的慘劇是難以避免的。增産糧食是曆任統治者共同的夢想，但實際上效果極差。背後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土地兼并的加劇抑制了增産，在農業社會裏，土地被視爲最珍貴的财富。權貴對土地的掠奪從來沒有停息。這是導緻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

教訓是深刻的。曆代王朝覆亡多是因土地兼并導緻的流民暴動，不能說繼任着認識不到這點，但從來難以改變這個怪圈。

龍謙在經濟局内設了農業處。目的是探索一套拯救農業的政策措施。這方面的設想他跟陳超是談過的，陳超算是龍謙班底裏少數可以與他探讨農業問題的人，但陳超給他推薦的鄧公超卻讓龍謙失望了。農業處成立兩個多月，鄧公超拿不出一個讓龍謙眼前一亮的辦法。

投入巨額資金向農業想也不要想！靠工商來反哺農業還是無比遙遠的事情，或許在龍謙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了，怎麽會提出如此愚蠢的建議？興修水利是沒錯的，國家哪裏來的錢去全國大修水利？培育良種也沒錯，那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龍謙要的是解放農村的生産力，就像他所知道的故事一樣，用土地政策的改變來促使農業來一個大翻身，明顯地提高農作物的産量。在解決民衆溫飽問題之後，還要農業爲工業化提供資金的支持。

鄧公超顯然完不成這個任務。這個人品德不錯，或許可以當個縣長，但絕對不勝任指導全國農業革命的重任。做什麽事都有一個方法問題，找出解決問題的路徑就是人才，方法要自己尋找，而不是依賴上面。就像甯時俊籌建海軍一樣，必須有自己的思路，而且要保證思路符合最高領袖的總體框架。

龍謙斷然換掉了鄧公超，将其打發回了山東，他選擇了民黨成員于右任來接鄧公超的班。

于右任是年三十一歲。他是同盟會員，但在同盟會不算是大人物。去年吳念第七師兵臨西安促使西安兵變發生，于右任被捕，被拘押了一個多月，随即被點名釋放，被“護送”到北京，龍謙接見西安兵變中的有功人員時召見了他，跟他單獨談了半個鍾頭。這是很高的待遇了，因爲大多數人沒有機會與這位國家的新主人單獨談如此長的時間，随後于氏被安排至經濟局農業處工作，擔任了鄧公超的副手。

鄧公超被免職後，龍謙與于右任又單獨談了一次，聽了他對農業工作的看法，認爲其人可用，于是又花了一個半小時講述了自己在農業上的基本設想，随即委任其爲農業處處長。

龍謙給農業處的任務有三條，一是用抽樣的方法對農村土地及農民收入進行調查；二是組建大型的國有農墾農場；三是出台土地方面的政策。

于右任按照這三個方面的要求展開了工作，年前他用一個月的時間跑了山東及内蒙，春節前根據龍謙的指示又帶人去黑龍江走了一趟，春節都是在關外過的，正月十五前回到北京，向龍謙彙報了調研的情況。

于右任肯定地說，在北滿成立大型國家農場是可行的，吉林不必說，黑龍江北部有大片的荒地，人煙稀少，土地肥沃，滿洲大豆是出口極爲暢銷的農産品，供不應求，所缺的隻是人力和資金而已。他還指出，在黑龍江及吉林北部組建國家農場對于鞏固國防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建議龍謙學習曆史上軍墾的辦法，一舉數得。但他對龍謙反對在内蒙墾荒表示不理解，在他看來，内蒙已有不錯的基礎，放棄太可惜了。于右任還找出了滿清近十年來内蒙屯墾的資料，試圖說服龍謙第一步經營内蒙。然後再徐圖北滿。因爲北滿的土地雖有，但條件太艱苦了，很多地方——齊齊哈爾副都統轄區、墨爾根副都統轄區簡直就是荒無人煙，更不要是更北面的黑龍江副都統轄區了。氣候問題，道路問題，人口問題都限制着開發。

“開發”一詞是龍謙的發明，于右任覺得很傳神貼切。

“總統，内蒙的情況要好的多，爲什麽放棄已有的成果？太可惜了。”

龍謙沒有回答于右任的提問，埋頭翻閱着于氏整理的關于内蒙墾務的資料。他沒有問這些資料是出自戶部檔案還是來自其他地方。魯山進京後接管了滿清六部檔案——他們沒有銷毀。也沒有帶走，基本完整。

在内蒙實行農墾是因爲庚子賠款的壓力。當初山西巡撫岑春煊就上奏清廷，開墾蒙旗土地以解決财政虧空問題。剛從太原返回北京的慈禧立即降旨，着派贻谷馳赴晉邊督辦墾務。贻谷是滿族大臣。時任兵部侍郎。辦法是将蒙人合适種植的牧場低價收回來。在租給漢人務農，一轉手就是大筆的銀子進賬。

1902年5月，升任綏遠将軍兼理藩院尚書的贻谷抵達張家口。組建了近代公司形式的清丈局和東西路墾務公司，在東起察哈爾左右兩旗，西至烏蘭察布、伊克昭兩盟，南到長城，北至外蒙古的廣大區域内實施墾務。

贻谷甩開膀子大幹起來，跑馬圈地，誰不對付就直接強征，抓了一批不服氣的蒙族首領，還将鬧事的丕爾丹砍了頭。

贻谷搞了六年，據說成績不小，但實際上繳中央财政的錢并不多，清丈局和墾務公司的賬目亂成一團，贻谷本人被查，本來要流放新疆，最後則去了四川巴塘。據于右任的調查，内蒙墾務已有相當基礎，應接手繼續搞下去。

“我不同意繼續在内蒙墾荒的理由你想不到，”龍謙放下了于氏整理的報告，對于氏那手堪稱精品的蠅頭小楷欣賞不已，“于先生，理由很簡單，環境。如果大規模廢草原而種地，必将導緻土地的荒漠化。内蒙不同于北滿，兩地情況完全不同。我們不能隻顧眼前不顧将來啊，你一定想不到北京漫天風沙是什麽景象。”

“環境？”于右任真的迷惑了。按照他的測算，内蒙的墾務工作真正見成效之後，每年的産糧足以供應邊疆駐軍了。

“是的，環境。當然也不是一概而論。河套地區适宜農耕，那就搞下去好了。其實，”龍謙親自給于右任泡了一杯茶，讓這位陝西青年受寵若驚，“我們面臨的糧食問題并不嚴重，我們有多少人口？五億打足了，雖然我沒有翔實的統計資料，但我敢說，隻要每畝耕地提高産量100斤，溫飽無憂矣。邊疆屯墾不隻是爲了糧食，你看到了重要的一面，那就是戍邊，也有改善人口布局的功效，這不是主要的，關鍵是将農業被壓抑的生産力解放出來，魯南山多地少可以解決自身的糧食，甚至可以爲軍隊提供餘糧，其他地方沒有理由做不好。你去山東待了時間不短，有什麽感想？”

山東是蒙山軍的老窩，農業處目前20餘人有一半是來自山東，山東的一半是來自魯南，足見龍謙對魯南的欣賞和重視。之前于右任認爲這不過是感情問題，爲蒙山軍提供人力物力的魯南當然要在新朝得到最大的紅利。但于氏調查了魯南之後，承認魯南确實有值得研究借鑒的地方，“回總統的話，感想很多，主要的有兩點，一是山東調查統計的資料甚全，一目了然，其次是沂州、兖州兩府農民的勢力極爲強悍，士紳爲之斂手……”

“哈哈，倒不如說規矩壞了，泥腿子當家。哈哈，”龍謙沒有細問于氏的出身，但既然可以考中秀才并留學日本，想必不會是一般的農家子弟，“小于啊，有兩個經濟學概念不知你聽說過沒有，生産力和生産資料？”

于右任搖頭。他跟龍謙接觸不多，但覺得龍謙口中的新鮮詞語很多。

“生産資料比較容易理解，就是生産的本錢嘛，土地，耕牛，農具都是，工廠的機器廠房也是。生産力就複雜一些了，關鍵的就是人。就是從事生産的人，當然，還有科學技術，也應歸于生産力的範疇。我講一個原則，你回去想想看是不是正确，當生産資料和生産力處于分離狀态，生産的效果就不會好，反之就很好。以農業爲例，雇農耕種地主的土地，與自耕農耕種自己的土地。兩者有何區别？”

這個不消說。于右任認爲很簡單，“當然耕種自己的土地要經心的多。”

“是的，因爲後者是生産力與生産資料的完全結合，而前者不是。種什麽作物。什麽時候施肥。什麽時候澆水。給自己幹跟給地主幹是不一樣的，或者不經心，或者說了不算。據我所知。關中有很多種植鴉片的，多是地主的授意而不是雇農。你可能會說雇農也很經心的，因爲交納了地租後剩下的就是他自己的了，但地租過高會影響農民的積極性，這個不需要争論，是鐵定無疑的事實。”

于右任明白了龍謙所說的含義。魯南确實與其他地方不一樣，地租低，地主的平均占地也少，那都是鄉村自治帶來的結果，也因爲魯南的工業興起，将大量的人口吸引到沂州兖州從事工業的背後，是士紳對工業的投入，不少地主以官府規定的價格出售土地給官府，籌集資金投入了工業，爲沂州鋼鐵、中興實業提供中間産品，這部分被官府土地又租給或者賣給了農民……以此緩解了土地兼并的壓力。

“魯南或者濟南府的情況特殊，恐怕不能推廣至全國。”

“爲什麽不行？農業處就是農業部的骨架，我是準備設立一個農業部的，或者将農林部也可以。我們不解決農業問題就站不住腳，肚子吃不飽談什麽建設？限定土地占有的數量，規範土地流轉的價格，高價征收超出标準的土地稅，迫使地主選擇出售土地，低價售給或者租給無地的農民，鼓勵地主将獲得的資金轉入工業……這就是農業處應當出台的主要政策。你已經看到了統計調查的威力，各省的情況有所不同，東南數省跟西北就不能是一個标準嘛。可惜鄧公超搞了好幾年的鄉村自治，竟然轉不過這個彎子！開口閉口都是困難，蒙山軍沒有公開反清都能搞的東西，在我們掌握全國政權後反而不敢搞了，這是什麽道理？我承認地主的土地并不全部來自巧取豪奪，有一大批地主是靠勤勞緻富積累的，但土地集中于他們手裏就不會提高糧食産量！這個你不要懷疑了，隻有将土地給了無地的農民，才能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按說我國的農業曆史最長，反而搞到吃不飽肚子的地步，豈不荒唐！”

于右任低頭琢磨着龍謙的話。顯然，龍謙要用強力手段解決土地占有不均的問題了，均田是農民的理想，可是，要制定多高的标準？100畝？200畝？超過的征收多少稅？地主不幹怎麽辦？

許久，于右任擡起頭，迎上了龍謙的目光，“總統，自古士紳是維持統治的基礎，您這個政策出台，必然得罪天下士紳……”

龍謙冷笑一聲，“誰說士紳是國家穩定的基礎？蠢話！或許過去是，今後絕對不是了！你說的沒錯，統治需要基礎，新中華今後依靠的是軍隊，是農民，是工人，是大批擁護新政府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地主劣紳。隻要新政府讓所依靠的這些人受益，幾個心懷不滿的地主能翻起什麽浪花來？我們要制定的農業方面的政策就是打破土地的壟斷，進而解放大量被土地束縛的農民，讓他們解脫土地對人生的束縛，有機會進入城市從事工商，爲發展工商提供無盡的人力資源。”

于右任默然。

“當然，還要引進科學種田，培育良種，教會農民科學種田，進而積累資金興修水利，改善交通，增強物資的流動。南方的水果便宜到死，北方卻吃不上，就是流通問題。但前提是打擊地主，解放農民。”

“這樣的話，中樞統一政策怕是不妥。”許久，于右任說道。

“是的，各省的情況不同，不應該劃定統一的标準。但時間不等人，我預定在四月開國會，關于農業的基本政策要上國會讨論一下，所以你們的抽樣調查要抓緊。不能隻靠農業處的幾十号人，要讓各省也動起來，經濟局有權發号施令嘛。中原地區如河南，西北如你的老家陝西，我的老家山西，廣東、安徽、江蘇、浙江、四川以及兩湖等人口大省都要完成調查，取得相對可靠的數據以制定指導性政策，倒是邊疆省份，民族雜居比較明顯的省份可以緩一緩，東北則不必要——調查要造出聲勢來，不要偷偷摸摸，據東南軍區說去年清廷搞人口調查竟然出現不明真相的百姓活埋了調查員的事件，這絕不能出現在我們的手裏，你們的調查要有強力機關的配合，軍隊可以介入，對于敢對抗調查的，抓一批，殺頭也不是不行！”

于右任聽說了年前西北軍區司令官封國柱曾在甘肅對董福祥舊部大開殺戒，看龍謙說的輕描淡寫，心裏不禁一陣惡寒。當初朋友說的沒錯，蒙山軍秉國，地主的日子就不好過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