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到美國一年多之後，辛亥革命爆發，胡适有很多同學和朋友親自參加了辛亥革命。胡适雖然自己沒有參加，但他密切關注革命的進程，并且和同學朋友有很多通信往來論及革命，他也曾經在很多美國人面前爲革命辯護。

遠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留學的胡适，是在10月12日得到辛亥革命爆發消息的。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上課。聞武昌革命軍起事，瑞澂棄城而逃，新軍内應，全城遂爲黨人所據。”

10月17日，胡适在日記中表示了對于受命鎮壓辛亥革命的袁世凱的鄙夷之情：“相傳袁世凱已受命，此人真是蠢物可鄙。”

10月30日是中國傳統的九九重陽節，也就是農曆九月初九日。已經留學美國一年有餘的胡适，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今日爲重九，‘天涯第二重九’矣。而回首故國，武漢之間，血戰未已；三川獨立，尚未可知；桂林長沙俱成戰場；大江南北人心惶惶不自保：此保時乎！”

胡适日記至此戛然而止。幾個月後，胡适在寫給本家堂兄胡紹庭的書信中表白道： “祖國風雲，一日千裏，世界第一大共和國已呱呱堕地矣！去國遊子翹首西望，雀躍鼓舞，何能自已耶！……現官費學生皆有朝不保夕之勢。然吾何恤哉？吾恨不能飛歸爲新國效力耳！”

1912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一周年紀念日。胡适在日記中寫道：“今日，爲我國大革命周年之紀念，天雨蒙籠，秋風蕭瑟，客子眷顧，永懷故國，百感都集。欲作一詩寫吾悠悠之思，而苦不得暇。”

胡适早年就與革命黨人有交往。

胡适他就讀中國公學期間（1906-1910），由于該校實際上由當時的革命黨人（同盟會員）所創辦并控制，該校師生中有不少革命黨骨幹成員（如于右任、馬君武、但懋辛等）頻繁地進行各種革命活動，校内還公開傳閱革命派刊物《民報》，而胡适平時與這些進步師生的關系又十分密切，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革命黨人的活動。有關細節，胡适後來談起來記憶猶新。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寫道：“有一晚十點鍾的時候，我快睡了，但君來找我，說：有個女學生從日本回國，替朋友帶了一隻手提小皮箱，江海關上要檢查，她說沒有鑰匙，海關上不放行。但君因爲我可以說幾句英國話，要我到海關上去辦交涉。我知道箱子裏是危險的違禁品，就跟了他到海關碼頭，這時候已過十一點鍾，誰都不在了。我們隻好怏怏回去。”

文中的但君，即革命黨人但懋辛。《四十自述》還說：“二十年後，但懋辛先生才告訴我，當時校裏的同盟會員曾商量過，大家都認爲我将來可以做學問，他們要愛護我，所以不勸我參加革命的事。”

另外，胡适積極參與寫稿、編輯甚至實際主編的《競業旬報》，該刊名義上爲該校學生社團“競業學會”的會刊，實質上是一份具有明顯革命宣傳意圖與實際内容的公開出版物。所以國民黨的史學家明确地稱胡适，爲“民國前革命報人”的代表人物之一。

胡适當時涉足辛亥革命的活動，并非是被動卷入，而是有相當的思想基礎。這是因爲，胡适入讀中國公學之前一年（1905），即革命思潮在全國範圍内剛興起不久，他不僅如饑似渴地偷偷捧讀了鄒容着《革命軍》，甚至作了全文抄寫。與之相适應的一個舉動是，胡适因對當時的清廷上海道袁海觀袒護殺害中國老百姓的兇手（一名沙俄水兵）的做法嚴重不滿，他除了堅決拒絕學校當局推薦的由上海道衙門主持的考試，還和兩名同學一起寫匿名信給袁海觀，對其嚴詞斥責。這一做法的指歸及其政治性質，顯然與前幾年由激進的留日學生發起的“拒俄運動”近似。

有人認爲，後來國民黨政府以蔣介石爲首的“黨國要員”，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胡适表現了親近、尊重和寬容的态度，究其根本原因，正在于胡适早在同盟會成立前後就在一度上參與了辛亥革命的活動，大緻屬于國民革命的“元老”級人物。

還有就是，正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留學的胡适，毅然決定由農科（農學院）轉爲文科（文學院）。很重要的原因是辛亥革命（武昌首義事件）的直接或間接誘導。胡适當年雖然可能并不完全意識到這一點，但他在思想感情上卻已一定程度地把辛亥革命與自己的人生聯系在一起，并表示願意以自己的方式爲之服務。

胡适《嘗試集》的《文學篇——别叔永、杏佛、觐莊》中，坦陳了學成歸國前夜的心情：“故國方新造，紛争久未定。學以濟時艱，要與時相應。文章盛世事，今日何消問？”

至于胡适晚年作“口述自傳”的時候，才相當明确地回憶指出：“使我改行的另一原因便是辛亥革命”。這一點，更是表明胡适在實際上完全承認了辛亥革命的發生，對于自己的人生道路所帶來的深刻影響.

胡适說過：“中國政治大革命雖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後來種種革新事業的總出發點，因爲那個頑固腐敗勢力的大本營若不颠覆，一切新人物與新思想都不容易出頭。戊戌（1898）的百日維新，當不起一個頑固老太婆的一道谕旨，就全盤推翻了。——我們若在滿清時代主張打倒古文，采取白話文，隻需一位禦史的彈本就可以封報館捉拿人了。——當我們在民國時代提倡白話文的時候，——幸而帝制推倒以後，頑固的勢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話文運動雖然時時受點障害，究竟還不到“煙消灰滅”的地步。這是我們不能不歸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

這裏強調辛亥革命爲此後中國社會的“種種革新事業的總出發點”，無疑是對辛亥革命的曆史意義較爲準确和到位的評價。

對于新建的中華民國，胡适還是愛護的。對種種損害民國的行徑，他都不能容忍。

當時，有一個叫布朗德(J.O.P.Bland)的英國人，從倫敦到美國來，四處遊說，诋毀中華民國。布氏曾經在中國海關做過事，他的演說登在報上，有很大的欺騙煽動作用。

胡适讀了很氣憤，當即寫信給《紐約時報》，駁斥布氏的讕言。

有一天晚上，布氏在伊薩卡演講，講題是《中國的動蕩局勢》，胡适也去聽。布氏反對美國人承認中華民國，他說列強不能承認民國，因爲民國還未爲中國自己的人民所承認。

胡适聽了這話，站起來用英文質問布氏，有什麽根據?布氏支支吾吾回答不出來，隻好改口，說他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對于布朗德诋毀民國的言論，中國留美學生都憤激不平，波士頓、紐約與伊薩卡的留學生，多有書信往來，商議抵制的辦法。

11月22日，中國留美學生會召開特别會議讨論。胡适在會上提出一項建議：

在學生會設一通信部，專門翻譯英美各國反對我國的言論，給國内各報紙刊登，“以警吾國人士，冀可稍除黨見之争，利祿之私，而爲國家作救亡之計”。由此可見他維護民國的誠心。

袁世凱坐上了民國總統的寶座以後，仍不滿足，又做起皇帝夢來。他首先把孔夫子擡出來，演出了一場尊聖祭孔的醜劇。1913至1914年間，袁氏先後頒布了幾個尊孔祭聖的命令和條例。

胡适在美國看到，曾大加嘲諷，指斥袁氏“此種命令真可笑，所謂非驢非馬也”；又揭舉袁氏尊孔之令有七大謬誤，一一加以駁斥，說它是“一片空言，全無意義，口頭讕言，可笑可歎”。當時，胡适雖然未必看到了袁世凱颠覆共和、恢複帝制的野心，卻也指出袁氏尊孔令中把“綱常淪，人欲橫流”，歸咎于國體變更以後自由平等之流禍，是一大謬誤。

到1915年8月，在袁世凱的授意之下，袁的美國顧問古德諾(Frank J.Goodnow)，在美國各地演說，并發表了《共和與君主》一文，爲袁氏複辟帝制大造輿論。楊度、孫毓筠等緊跟着發起組織籌安會，按照古德諾的調子，加緊鼓吹帝制。

胡适從報上得知消息以後，寫了《中國與民主》及《古德諾與中國之頑固反動》兩篇英文文章，分别寄給紐約《望》月刊和《新共和國》周報。

文章針對古德諾的謬論駁斥說：“古德諾教授及其他一些好心的立憲權威們認爲，東方人不适合于民主的政府形式，因爲他們從來沒有過民主政府。恰恰相反，年青的中國相信，正是因爲中國過去沒有民主，現在就必須有民主。年輕的中國又相信，如果第一個中華民國民主的生命較長，到那時候就會在中國建立起相當有力的控制，并且有了四年民主政體的政治經驗，盡管這個經驗還是不完善的，而到時候就可以使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了解，什麽是共和政體的真正的意義。”

這時候的胡适，已經是公開爲扞衛民主共和而辯護的鬥士了。

袁世凱終于下令改元登極。但立即陷入了全國人民憤怒聲讨的狂潮之中。他的83天皇帝夢也終于破滅了。在衆叛親離、四面楚歌之中，終于成了獨夫民賊，在人民的一片唾罵聲中死去。

住在美國的華人也都奔走相告，額手稱慶。胡适說這真可謂是“千夫所指，無病自死”；并且指出，袁氏之死，是死有餘辜!

“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國20年之進步。今日其一身之身敗名裂，何足以贖其蔽天之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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