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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兄弟的這個建議不錯，我們會好好考慮的。”陳炯明颔首說道。

在陳炯明等人原來的想法中，所謂的緻公黨整合就是從緻公堂遴選出符合條件的精幹人員組成緻公黨各部門，以統一領導南洋建國行動。那些不符合條件的人員将依然留在緻公堂各堂口下。且經過此次挑選後，無論堂内、堂外，凡要加入緻公黨的人員都必須符合緻公黨經過修改後的條件，并通過一定期限的考驗才可以。這樣的話，至少能提高緻公黨不少戰鬥力。

而趙振中的建議，則是讓緻公黨隐身幕後指揮南洋建國行動。這樣做的話，一是有利于保證美洲緻公黨不會因南洋建國行動受到沖擊；二是有利于增加緻公黨的活動餘地。不過，趙振中的這個建議雖然有利于南洋建國行動，但對擴大緻公黨的影響力不利。當然，所謂的不利也隻是一定期限内的事情，等蘭芳共和國重新建立，緻公黨走上台前的時候，其影響力肯定會大大增強。

緻公黨最終會采取何種方式，那就要看陳炯明等緻公黨大佬決定了。

“對了，競存，你們從香港過來，國内這半年來的情勢怎樣？要是向南洋移民300萬的話，國内能有那麽多人願意過去嗎？”司徒美堂問道。

提及國内，陳炯明黯然長歎一聲，說道：“國内不要說300萬人，就是翻兩番的人口都有。下南洋至少還有條活路，可國内那些災民、難民無衣無食，隻能等死。已經有不少地方傳出吃人的傳聞了。”

“吃人？政府就不管？”司徒美堂高聲驚問道。

“嘿！管？他們不趁火打劫就算燒高香了。那些當官的何曾把民衆放在眼裏？”陳炯明慘笑道，“雖說南京政府在8月份就派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去陝西視察災情。可于右任兩手空空地過去，那邊又是馮玉祥的地盤，那些草頭王誰會買于右任的帳？我到美國之前已經聽到傳聞，說把人口從陝西賣到山西，不但陝西政府要收稅，山西政府也要收稅。這不等于是馮玉祥同閻錫山合夥在做人口買賣嗎？”

“南京政府說是想管，可隻聽口号，不見實際行動。一來災情最嚴重的甘肅、陝西、綏遠等省是馮玉祥、閻錫山的地盤，中央政府的力量根本就進不去；二來今年國内鬧災的省份實在太多，等待救濟的災民也太多，憑南京政府那點家底根本就經不起折騰。三來，南京那邊還有些人把這次天災當作削弱馮玉祥、閻錫山的好機會呢，怎麽會真的拿真金白銀換糧食去救助北方受災的百姓？在那些中央大員眼裏，這可是資敵啊。”

陳炯明并不清楚陝西、山西兩省有關人口買賣的具體情況，但其所說卻是曆史事實。陝西旅平赈務會委員曾報告說，在1929、1930兩年内，從陝西向山西賣出的兒女，僅風陵渡一地，有據可查的就有40多萬人。除了陝西政府收稅外，山西對人口買賣依每人5元的标準收取，僅風陵渡一地，在人口買賣中就爲山西财政貢獻了近200萬大洋。

陝西旅平赈務會的這份報告中所涉及到的情況，曾被于右任在1931年1月9日在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總理紀念周上的報告上引用。而于右任的這份報告又在國民黨《中央黨務月刊》上公開刊載。

“這些王八蛋！”聽了陳炯明所說的情況，司徒美堂須發皆張地怒罵道，“這樣的政府還留着幹什麽？！簡直就是禍害！”

“老兄弟，就别爲那些混帳東西生氣了。我們還是盡力做好我們眼前的事情，争取早日能在南洋建國，也好爲海内外的華人提供一個能夠安居的家園。”黃三德在舊金山的時候曾聽去國内探親的人回來說過有關情況，相對要平靜一些。

趙振中、周恬、周昊三人在以前世界中都曾在甘肅、陝西生活過，雖然對具體災情不了解，不過三人或者在部隊或者在學校接受革命史教育時，都大緻聽說過那段曆史。因此，三人現在雖然心情也很沉重，可也算是比較平靜。

“陳先生，那國内受災災民到底有多少？有沒有一個可靠的統計數字？受災省份都有哪些？”趙振中心情沉重地問道。

陳炯明長歎一聲說道：“國内現在具體有多少災民，還真沒有具體統計數字。不過，從一些公開報道來看，僅災情嚴重地區的災民就至少有三千多萬，其他災情較輕的就無法統計了。災情嚴重的甘肅、陝西等地的具體報道我還不了解，我就說一下我知道的安徽、綏遠等地的災情，趙兄弟就明白了。”

“今年安徽遭受了旱災、蝗災、水災的一共有41個市縣，《民國日報》公開報道說安徽今年有災民500多萬。而綏遠，今年遭受了地震、旱災、山洪、風霜等災害，單論受災人口數量的話，綏遠不如其他省份災民多，可若說受災嚴重程度的話，綏遠很可能是今年國内受災最嚴重的省份。《民國日報》曾報道說綏遠省共有人口250萬左右，而災民就有190多萬，占了近80%。其災情嚴重到大人吃小孩，活人吃死屍，至于吃樹皮草根的，則根本不稀奇。南京政府派人去調查過，各國傳教士也曾先後進入綏遠調查，都認爲綏遠災情之重，居華北第一。”

“另外，《大公報》曾報道說，山西有災民600多萬；四川僅川北阆中等縣，災民就有800多萬人，有以死人爲食的。光安徽、山西、綏遠、四川這四個省的災民數量就超過了2100萬，這還不算甘肅、陝西等災情嚴重的地區。而今年國内受災嚴重的省份一共有19個，你說今年國内會有多少災民？”

“19個省份？”趙振中難以置信地問道。

“沒錯！19個省份！這還不包括日本人占據的台灣和英國人占據的香港等地。”陳炯明肯定道，“趙兄弟所在的山東省也在這19個省的範圍内，隻不過我對山東災情的具體情況并不了解。”

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國的這場自然災害，遠比陳炯明從報道上了解到情況嚴重。在當時的中國，由于長期的戰亂，各地根本就談不上什麽水利系統，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近乎于零。甚至擁有“黃河百害，唯利一套”的綏遠省都因旱災、澇災而導緻近80%的民衆衣食無着。1929年，23歲的埃得加·斯諾曾随災情調查團進入綏遠調查當地災情。在斯諾的筆下，他用“死寂”一詞來描述災區的氛圍：沒有綠色，樹木光秃秃，連樹皮也被剝淨了。路邊橫着骷髅似的死屍，沒有肌肉，稍有一點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骨頭脆如蛋殼。所見盡是些已經不能稱之爲人的活屍首……

在甘肅、陝西、綏遠、山西、河北等地形成了一個縱橫千裏的超大的受災區域，也是一個充滿饑餓的區域。區域内饑餓的人們無力走出縱橫千裏的饑餓圈，隻好賣兒女賣婆姨賣自己。佳縣黃河岸邊渡口是賣人的市場，陝北人向山西人賣自己的親骨肉。骨瘦如柴的男女老少黑壓壓一片，沒有哭泣，沒有離愁，隻有刻骨剜心的饑餓。等在這裏的出賣自己的人們都盼望快有人來把自己領走，賣不出去的人隻能就地餓死在那裏，最後甚至連人販子也餓死了。而後來者又黑壓壓地來到屍體邊繼續等死。很多飽受饑荒缺衣無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裝上運牲口的貨車運往上海的妓院。這就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華北西北大饑荒的一角。

在當時，買賣婦女兒童在當時幾乎成爲一種合法的經營。馮玉祥所部控制的各縣縣城包括省城西安在内，街道上公開設有人市市場。被賣兒童或婦女身插草标，明碼标價。婦女價格每人二、三元不等，兒童格則要更低一些。當時糧價飛漲，小麥每鬥價格在5到8元之間，有的地方甚至漲到每鬥12元。那些被賣婦女兒童的身價，尚不及鬥麥的三分之一！很多婦女爲了活命，隻好自賣自身，分文不取，甚至自稱“誰引我，緊相連，不要銀子不要錢”。

從山西、河南蜂擁而至的人販子，成群結隊地将低價收買到的大批婦女孺運出潼關，重利出售。陝西省政府表面上通令各縣禁販人口、查拿人販，但實際上這種禁令隻是官樣文章，一紙空文。因爲陝西省政府轄下就按人頭對人口買賣收稅！許多人販手持的賣身文契，就是由當地的縣府官吏代書代寫的，官府爲此收費一元二元不等。命陽縣縣長窦建章派其妻弟唐放民踞守夏陽渡，名爲查拿人販子，實則抽人頭稅。婦女每人過境需繳納出省費10元于20元。

當時關中通往潼關的大道上，饑民載途，哭聲震野，許多婦女兒童，餓斃在出逃的途中。路旁的淺溝和田野裏，餓殍随處可見。綏邊縣一婦女，丈夫餓死在家中，她抱着剛滿3歲的兒子丢在路旁的河灘上，自己隻身奔逃。“兒子哭追于後，其母回身将兒子抱起抛搠河中，大恸而去”。禮泉縣災民王某，與妻帶一子一女出逃。是夜與其他災民共宿一破廟之中。夜半妻自賣自身，随另一災民逃走，次日王覓妻不得，知有變，子女不見其母，大号。王憤怒甚，一手抱子，一手抱女，投田野枯井之中而亡。

泱泱華夏，炎黃子孫，其狀竟慘烈至此！

天災**，慘象驚人！從白山黑水到南疆邊陲，從東海之擯到甘肅沙漠，整個中國幾乎就是一個巨大的難民營！而在這巨大的難民營除了那些在死亡線上苦苦掙紮的底層民衆外，其中卻也不乏爲富不仁、囤積居奇的奸商！不乏身居顯要，漠視民衆生死的高官達人！不乏在燈紅酒綠、醉生夢死中卻粉飾歌舞升平的精英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