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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7日到29日，經過和衆人的輪番座談，趙振中與大家交換了對有關問題的看法，統一了認識，決定從8月30日開始，正式召開第一次代表會議，組建政黨。

近現代以來，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政黨的作用也爲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和發掘。畢竟，一個健全的政黨，可以使一個團體的核心凝聚力進一步增強，可以通過自己明确的綱領、嚴密的結構、得力的人員，組織和号召更多的民衆團結起來，爲實現該黨的目标而奮鬥。

爲了成立屬于自己團體的政黨，增強團體的核心凝聚力，以便應付将來國内外日趨複雜的局勢，趙振中從25年開始，用了長達六年的時間進行理論、組織、人員等各方面的準備。眼下，終于水到渠成，能有一個不錯的結果了。

在這六年多的時間裏，耗費趙振中精力最多的是爲建黨進行理論準備，這實在比連續打幾場大仗更牽扯精力。在以前世界中，趙振中雖然在部隊時就成爲了一個黨員，甚至還是支部委員，但那時的他并不會過多關注黨建方面的問題。因此，在幾年前決定成立屬于自己團體的政黨時，趙振中實在有些趕鴨子上架的感覺。好在就算沒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跑，趙振中以前在部隊上所接受的黨史、戰史教育還是有一定成果的，加上周恬的幫助，以及對曆史趨勢的超前把握，這使得趙振中能高屋建瓴的總結一些别人的經驗教訓，避免自己等人今後再走彎路。

從别動隊時期，趙振中就給自己所帶領的這支隊伍制定了嚴格的軍紀，并開始灌輸一些人民軍隊的理念。25年去美國送周恬、周昊等人回來後，更是不斷爲隊伍灌輸有關思想。到現在，不但國家、民族的概念和自己隊伍的性質刻入到部隊每個戰士的心裏，對爲何而戰，爲誰而戰，戰到何時等問題的準确回答又澄清了部隊中一些戰士的思想困惑，破除了大家心靈上的枷鎖。對于有關概念和問題的回答，就是沂蒙根據地的民衆經過這幾年的熏陶和教育學習，也能說出個一、二來。

除了這些基礎性、根本性的建設之外，趙振中在這幾年中還閱讀了大量的外文資料，将其中一些文章翻譯成中文并加以點評後，在護衛軍骨幹力量培訓班上進行講解，使大家認清國内外政黨的優劣，破除對所謂政黨的好奇和迷信。

在30年第二次從美國回來後，趙振中将自己等人在海外創辦的《四海之聲》帶回沂蒙根據地，并組織大家進行學習、讨論。随後，又于30年春天創辦了《沂蒙新風》，以加強對護衛軍和根據地民衆的宣傳教育。

從30年到現在，趙振中将自己以前的觀點加以系統總結，先後寫出了《國家、民族與政黨》、《當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對蘇聯革命之批判》、《試論今日之國民政府》等一系列文章。這一系列論著成爲趙振中等人建黨并将該黨發展壯大的有利武器。其中，前兩者成爲組建政黨的理論基礎，而後兩者則将趙振中等人所創建的政黨與共黨勢力、南京政府勢力嚴格區别開來。

在《國家、民族與政黨》一文中，趙振中分國家、民族的曆史淵源；政黨的出現和發展；現代政黨制度；政黨對國家、民族的曆史責任等四個部分，系統闡述了近現代以來國家、民族、政黨的概念和三者間的關系。

在該文中，趙振中指出：“任何一個政黨，不論代表哪一個階層的利益，都必然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維持其存續，有一定的綱領指導其行動，并最終歸結、依托于一定的國家來實現這個政黨的目的。自身缺乏經濟基礎，一個政黨要麽無法存續，要麽會成爲别個勢力的附庸，喪失其**性；沒有綱領或者沒有明确的綱領，政黨要麽陷入思想混亂要麽陷入盲動；而離開國家依托或者妄圖跨越國家的政黨，要麽脫離現實陷入虛無主義，要麽無法調節所跨越國家之間的矛盾而最終解體。”

“政黨與政黨之間，基于利害關系，可以對抗，可以合作，可以結盟，但無論如何每個政黨都有自己的利益底線。那種在一黨内部出現另一個組織嚴密的政黨，并且這個組織嚴密的政黨還将發展對象描向它所寄生的政黨黨員身上，這種損人利己的事情會在現實中發生，隻能用不可思議來評價。其結果，必然是組織嚴密的政黨得以發展壯大，而被其寄生的政黨則肯定會變得千瘡百孔，危機四伏。”

針對眼下跨越多個國家的第三國際，趙振中的評價更是一針見血，他指出：“第三國際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黨，它是蘇俄革命成功後，俄國布爾什維克爲了反擊協約國集團，維護蘇俄利益，由蘇俄倡導成立的，以國際共産運動和輸出革命爲存在形式的一個傀儡組織。其本質是對抗戰後的協約國集團，維護蘇俄國家利益的工具。而那些分散在各國的所謂共産國際某國支部，不過是爲蘇俄火中取栗的工具或者說炮灰而已。”

在《當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一文中，趙振中分“當前國内外的形勢”、“中國的問題和我們的任務”、“爲實現任務而應采取的策略”三大部分加以論述。

趙振中認爲，一戰後的國際形勢除了西方列強間爲瓜分世界而進行的明争暗鬥外，還有一個重要部分就是西方列強與蘇俄在經濟基礎、意識形态以及軍事領域上的沖突。

國際的大氣候決定了國内的小氣候，受列強間沖突以及列強與蘇俄間沖突的影響，一戰後國内軍閥的混戰以及當前南京政府與**勢力之間的圍剿與反圍剿，則是這種國際上的沖突在中國國内的具體衍化。其中，主要是以蘇俄爲代表的價值體系和以英美爲代表的價值體系之間的沖突，亦即分别以公有制、私有制爲經濟基礎的兩種價值體系的沖突。當然，受中國本土思想影響的“一統”與“割據”的理念之争也在軍閥混戰有所體現。

據此，趙振中指出：“列強的侵略和當局所奉行的對外屈膝、對内壓榨的政治經濟政策，以及傳統的封建制度才是造成當前中國問題的根源所在。……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領導和團結各進步階層，清除任何外來勢力對中國的奴役，清除反動當局，清除封建腐朽勢力，消除内亂，統一中國爲真正**、富強、民主的共和國。”

對于進步階層的範疇，趙振中認爲，一切願意爲改變中國被壓迫、被奴役的現狀而奮鬥，建立符合絕大多數民衆利益的公正、合理新秩序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城市小資産者和開明士紳都屬于進步階層。當然，工人、農民受到的壓迫和奴役最重，改變現狀的需求更迫切，立場也更堅定，是今後自己隊伍力量的根基所在。而其他進步階層，則是團結和聯合的對象。

針對國内外的形勢、自己等人的曆史任務、進步階層的認定，趙振中從甲午以來國内各方勢力的經驗教訓，提出了政治、經濟、軍事方面所應當的采取的一系列策略。

而在《對蘇聯革命之批判》中，趙振中曆數沙俄時期對中國的侵略，以及蘇俄在成立後出兵蒙古、挑動中國内亂、爲中東路出兵等一系列卑劣行徑，指出：

“自鴉片戰争以來，沙俄是侵華勢力中最爲窮兇極惡的。其不但獲得了其他西方列強在華所能獲得的利益，還利用地緣關系，從中國割占大片領土。并挑動外**立，分裂中國。而自蘇俄成立以來，雖口稱與華爲善，但卻先後出兵外蒙、東北，挑動國内軍閥混戰，挑動中國内亂，其對華政策與沙俄時期可謂一脈相承。……而今，蘇聯國内斯大林上台後，對黨内清洗，對國内反對民衆鎮壓，以維持其獨裁統治，一個新的、披着社會主義外衣的沙皇誕生了。”

在對蘇聯革命進行批判的同時，趙振中又從蘇俄指導思想上進行分析：

應當說，馬、恩的思想是有利于團結貧苦民衆共同奮鬥的。但馬、恩作爲一種思想、一個主義的創始人，卻從沒有任何進行國家建設和管理的實際經驗，他們所留下的隻是紙面上的推論。蘇俄成立後，列甯、斯大林所推行的指導思想雖然号稱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但實際上已經與馬、恩的主張有一段距離了。最明顯的就是，馬克思盡管贊成暴力革命，但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準确地說明無産階級專政這一概念到底是什麽意思，反而反對“革命成功後的”“優秀分子專政”。顯然，所謂“優秀分子專政”将會導緻**和獨裁，而這明顯與馬、恩兩人在《宣言》中倡導的追求自由、解放的思想相悖。

如果有一天，以馬、恩思想爲指導的政黨真的通過團結貧苦民衆經過奮鬥成爲了當政者，那這個政黨還要領導這些貧苦民衆繼續貧苦下去麽？

如果讓當初的無産者變成了有産者，而又無法避免新的無産者的産生，曆史很可能将進入一個新的輪回。而如果領導這些貧苦民衆繼續貧苦下去，那民衆肯定不會答應。

蘇俄的例子就在那裏，當你成爲當政者給民衆帶來的依然是貧苦，甚至生活水平因爲各種原因還不如沙俄時代的時候，原來對這種思想、這種政黨飽含希望的貧苦民衆同樣是會起來反抗。1920年西方幹涉失敗後，蘇俄仍舊執行的讓民衆生活困苦的政策，不就引發了席卷全國的動亂？而蘇俄最終是依靠軍事力量的堅決鎮壓才使得其政權得以維持下來。

但是，當一個國家的政黨把暴力工具轉而對向曾經給予自己無私幫助，現在爲生活困苦而抗争的民衆時，這個政黨已經開始走向民衆的反面。這個黨已經不能說是代表民衆利益的黨，而蛻變成了一個具有自己特權利益的集團。

蘇俄的成功，使人們開始推崇蘇俄模式。但蘇俄模式真的值得推崇嗎？當列甯去世後，陷于黨内高層鬥争的政黨開始混亂，而當斯大林以強力方式清除異己成爲權力核心後，一個新時代的沙皇出現了。

在文章最後，趙振中斷言：“蘇聯現在國内的情勢如果照此發展下去，所謂的無産階級專政演變爲一種小集團統治，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也一定會引起公共生活野蠻化，引起強制、恐怖和**，引發道德崩潰；而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所謂蘇維埃的生活也一定會日益癱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