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原我主要是想說明這一問題：西方的封建社會不是西方曆史的自發産物，而是外來因素－－－公元四、五世紀北方遊牧民族的騷動和入侵，當時幾乎整個世界都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大規模入侵，中國正是由于這次遊牧民族的入侵而陷入了南北朝混亂局面。很多人都認爲中國之所以不能象西方那樣産生現代科技工業文明是因爲中國官僚制度的超穩定性、儒家思想的保守性。我的研究恰恰相反，西方之所以沒能在古希臘後期産生近現代科技工業文明（在古希臘後期西方已經産生了許多酷似伽利略、牛頓這樣的近現代科學家型的學者，阿幾米德、歐幾裏德就是典型），而必須經過中世紀的封建制度和宗教思想，正是因爲古希臘缺乏象類似中國的一統天下的儒家思想，西方中世紀的基督教正好起到了這個彌補作用，這才使得希臘文明加西方封建制度加宗教思想可以繁殖出現代西方文明－－－仔細對比一下，儒家思想和基督教精神對社會所起的作用在很多方面都是相似的，而與古希臘精神相反，中國缺乏的是古希臘精神，而非基督教精神（我認爲重現實的儒家思想比愚弄人的基督教精神好的多）。另外我們還應該搞清楚這個問題：近現代西方究竟是因爲什麽而領先？在很多人看來是因爲西方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而其它國家都還停留了封建社會。我已經說過封建社會是一個很混亂的概念，将資本主義之前的社會定爲封建社會是很值得商榷的。反正我是不贊同我們的曆史教課書上的人類曆史發展五階段說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我的人類曆史發展模式很簡單：原始狩獵采集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生物信息文明。如果我們不是受教課書上刻意宣傳的那種人類曆史五階段模式，我的這一人類曆史發展模式可以說是任何人都可以體會出來的。我認爲西方近現代領先其它國家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因爲西方進入了工業文明，而其他國家都還隻停留在農業文明階段。于是根本問題并不是西方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其他國家停留在封建社會。說真的，我對“資本主義”這個詞也有很大疑問，何謂“資本”？資本這個詞的意義很廣泛，在農業社會裏土地就是最重要的資本，在工業社會裏機器就是最重要的資本，當然不論是農業社會，還是工業社會這些資本都可以換算爲金錢。如果按資本這個詞來理解的話，我們是不是也要認爲農業社會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當然，由于我們經常用資本主義社會這個詞指稱近現代西方社會，于是資本主義社會這個詞其實潛移默化的在我們的頭腦中形成了一個帶有很多近現代西方社會特點的概念－－－重金錢、重商業、市場經濟、自由民主、工業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其實成了近現代西方社會的另一種表達。很多人還在争論現今的中國到底是社會主義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無聊之極！中國現在就是工業社會－－－與西方一樣，隻是沒有西方發達吧了。正象農業社會有很多模式一樣，工業社會也會有很多模式，美國的隻是一種，前蘇聯的是另一種，日本的又是一種，德國的又不同。工業的前身是什麽？是手工業。手工業在古代，中國遠比西方發達，但爲什麽西方将手工業發展成了工業文明，而中國卻沒有呢？那是因爲中國缺乏西方的科學，工業其實就等于手工業加科學。手工業配上了科學這支翅膀就必然發展成工業，如果配不上就隻能永遠停留在手工業－－－中國及其他國家之所以隻能停留在農業文明階段就是因爲他們缺乏古希臘發展出來的科學精神。科學不等于技術，技術是手工業的支柱。有人認爲中國古代有發達的科學，那是根本不懂得科學和技術的差異，中國古代發達的是技術而非科學。科學需要我們認識事物的“所以然”，而技術隻需要我們知道事物的“之所然”。因此，技術隻需要我們經過長期的實踐、摸索總是可以總結出來的。但科學卻不同，科學不僅需要實踐，更需要我們有一種精神－－－求知的精神，認識事物的内在原因，而非隻知道外在現象的精神。科學是古希臘文化醞釀出來的唯一花朵，其他國家都沒能醞釀出來，事實就這麽悲哀！因此我實在不理解所謂的中國的**、官僚制度的超穩定性、儒家思想的保守性阻礙了中國在近現代進入科技工業文明的說法－－－中國從骨子裏就沒有科學，何來阻礙？當然，我并不是說中國的**、官僚制度的超穩定性、儒家思想的保守性這些是好東西，而是說我們需要找到根本原因，而非找替罪羊。中國的**、官僚制度的超穩定性、儒家思想的保守性這些作爲中國沒有在近代進入工業文明的結果還勉強說的通，作爲原因實在是無稽之談。于是我們又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爲什麽中國沒有象古希臘那樣醞釀出科學精神？我認爲最根本的是地理環境決定的。我認爲不僅僅是人類，萬物的演化都是這一模式。而其中的決定因素就是大自然的“多樣選擇”，也就是說，不同的小環境會産生不同的事物，但大自然在最後的選擇中隻會選擇最優秀的、适應範圍最廣的，而事物又在适應更廣範圍的環境的過程中不斷進化演變。我認爲，地理環境是有針對性的，對于我們地球人類來說，整個地球就是我們的地理環境；對于我們每個國家和民族來說，我們每個國家和民族所生活的環境就是我們各自的地理環境；對于我們每個國家和民族的地區的人民和小民族來說，這每個地區和小民族所生活的環境就是他們的地理環境。如果我們要研究我們中國文明的總體特征，這需要我們研究整個中國的地理環境，當然如果我們還要細化研究，就需要考慮中國的各個地區（小地理環境）生長出來的民族的文明及中國之外的地理環境生長出來的文明對中國總體文明特征的影響，功能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方法其實就體現在這裏。因此我們功能主義和結構主義是建立在地理環境基礎之上的，适合細化研究曆史而非總體的研究曆史，地理環境更根本。我并不是專門研究曆史的，這種細化研究并不是我的興趣，所以我很少用它。當然，還有人認爲人類曆史是創造曆史的主體－－人類，與創造曆史的客體－－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不能用地理環境決定論。這一觀點無疑是對的，我本人也是持這一觀點的，隻是我認爲考慮人類的因素需要結合具體的曆史事實，比如如果春秋時期不是出現孔子，而是出現别的偉大思想家，這個思想家的思想總體上還是會與孔子思想相近的（隻有這樣才會成爲中國思想的主體），但或多或少會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肯定會對中國以後的發展有一定影響，當然總體上不會變，變的隻是次體。但中國曆史的事實是出現的孔子，而不是另外一位類似孔子的思想家，所以研究中國曆史考慮創造曆史的主體－－人類的因素其實就是在考慮具體的史實。我并不是專門研究曆史的，考慮太多的那一個人的作用對我來說沒多大意義。另外，我認爲個人或哪個民族的不同隻會造成曆史的小偏差，而極少能從根本上改變曆史的，我贊同這樣的觀點“三分英雄造時事，七分時事造英雄”。事實上，從廣義的講，整個宇宙就是我們的地理環境，地理環境決定論就是宇宙決定論、就是自然規律決定論，這與中國古代的天命論的精神實質是相似的。好了，談了這麽多地理環境決定論，言歸正傳讨論爲什麽中國沒有象古希臘那樣醞釀出科學精神？按地理環境對人類的适應程度來化分，可以分爲優良、适中、惡劣三類。太優良的地理環境會使人類較多的關心社會問題，而非自然問題，因爲優良的地理環境較容易滿足人類的生存需要，他們不需要将大部分精力用在考慮怎樣認識自然、怎樣從自然中獲取更多食物的問題上，他們的主要問題在于考慮社會問題、考慮如何将社會治理好的問題。中國的地理環境就是對農業文明極度适應的地理環境，黃河流域有寬闊的适合農耕的土地，黃土是比較松軟的土。中國文明擁有許多這方面的特性，中國的哲學家幾乎全都是社會政治學家，他們并不熱衷于自然問題，他們關于的是治國安邦的問題。中國的哲學是一種入世的哲學，中國人較少有真正的宗教感情，他們關心的是世間的生活而不是對天國的期望。中國的文化非常注重飲食，也比較鋪張浪費，在物質生活方面具有縱欲的傾向，這與我們的地理環境能較容易滿足我們的生活有關。太惡劣的地理環境會使人們對自然充滿恐懼和害怕，會使他們的哲學産生較多的超自然的幻想和期望成份，太惡劣的環境滋生的是出世的哲學，而非世間哲學。印度就是這方面的典型，印度哲學的基本精神就是認爲人世間是苦的，擺脫的方法是出世。印度的哲學是一種禁欲的哲學，爲什麽要禁欲？因爲他們的生存環境難以滿足他們的生活需要，不得不禁欲呀！隻有适中的環境才會使他們既在一定程度上關心社會問題，又在一定程度上關心自然問題－－－是審慎的關注而不是對超自然的幻想和期望。古希臘的地理環境基本上就是這樣的。我認爲這是古希臘能夠醞釀科學精神的根本原因。如果說惡劣的地理環境不适合人類的發展，這是所有人都會贊同的。但是說優良的地理環境也不利于人類的發展，恐怕沒有多少人相信。但是事實正是這樣。比如，現今還存在的許多處于原始社會的民族，他們之所以停留在原始社會階段、沒能繼續發展，就是因爲他們所處的環境較優越，使他們産生了進化的惰性，或者更準确的說是産生了相對于他們所适應的環境的進化的定向性。事實上，宇宙中的所有事物的發展都符合這一規律。一種優越的環境雖然會使生活在該環境中的事物，在該環境中取得極大發展，卻無助于該事物向更高階段發展。隻有介于優越的和惡劣的之間的恰到好處的環境才最有利于該事物的發展。中國文明之所以停留在農業文明階段，而不能自發的進化到更高級的工業文明階段，正是由于古代中國地理環境對農業文明的極度适應性造成的。我們不得不悲觀的說，中國地理環境的優越性使她創造了最爲優秀的農業文明，但也正因爲如此所以才使得她隻能停留在這一階段而不能自發的進入到工業文明階段。西方文明正因爲她的環境并不是最适合農業文明的，而使得她沒有創造最優秀的農業文明，但她的文明裏卻有向更高階段的工業文明進化的種子－－－科學精神。科學精神在古希臘中後期已幾乎完全形成，我們有必要仔細研究一下西方近代科學産生的幾大重要因素。首先是中世紀作爲教條主義的亞裏斯多德體系，亞裏斯多德建立了一個十分龐大的科學哲學體系，當然他的體系并非嚴謹的科學理論，而更多的是哲學家的領悟。衆所周知，他的很多觀點都是錯誤的，比如他認爲力是物體運動的原因，一個物體如果沒有力的持續作用，它将靜止下來。但重要的不是他的觀點的錯誤，而是他提出了有意義的問題。試想如果根本沒有人提出問題，那更不會有人來解決這個問題。一個問題一經提出，如果這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解決的人會很多，雖然很多人可能給出錯誤的答案，但最終會有人給出正确答案。亞裏斯多德的作用正在此，他的龐大的科學哲學體系其實就是一個龐大的問題體系，他給出的答案許多都是錯誤的，但隻要有人糾正了他的錯誤，這個體系就會變成一個十分嚴謹的有價值的正确體系，牛頓的體系其實就是對亞裏斯多德的錯誤的糾正，但體系本身是一緻的。一些人常說中國古代存在發達的科學，但問題在于中國有誰象亞裏斯多德那樣鮮明的提出了這個觀點－－－力是物體運動的原因，一個物體如果沒有力的持續作用，它将靜止下來。我們都是将這個觀點當作非常明顯的事實來看的，而非象亞裏斯多德那樣上升爲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們永遠不會出現類似伽利略、牛頓這樣的糾正這一錯誤的學者，所以我們永遠得不出牛頓的科學體系－－－最基本的科學體系，所以我們永遠無法自發産生科學這一花朵，從而也無法将手工業發展爲工業。中國沒有從農業文明階段進入工業文明階段的根本原因就是如此。其次是伽利略的觀察和實驗方法，亞裏斯多德的觀點可以說是哲學對自然現象的領悟，而非象伽利略那樣通過仔細的觀察、實驗和研究得出的結論。這是他的很多觀點都是錯誤的根本原因。亞裏斯多德說，力是物體運動的原因，一個物體如果沒有力的持續作用，它将靜止下來。如果我們不經過仔細觀察和實驗，我們每個人都會得出亞裏斯多德的結論。伽利略的觀察和實驗方法的作用就是排除一些外界幹擾因素－－－比如摩擦力，而專注于特定的研究對象，從而保證研究的可靠性和正确性。伽利略的觀察和實驗方法是糾正亞裏斯多德的錯誤結論，而得出正确結論的正确方法。最後是歐幾裏德幾何學的公理體系。歐幾裏德幾何學象一座明亮的燈塔，照耀着西方科學研究之路。與歐幾裏德幾何學中的幾何知識相比，更重要的不是這些知識本身，而是她提供的方法－－－公理體系，用從公理中推出定理、再推出各種推論、結論的方法來構建嚴謹、正确的體系，從而保障各知識的關聯性和正确性。至從歐幾裏德幾何學建立之日起，西方學者一直将她當作楷模，他們希望一切知識和學科都能象歐幾裏德幾何學那樣建立在爲數不多的幾個公理的基礎之上，然後通過嚴謹的推理得出正确的命題、結論。亞裏斯多德雖然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科學哲學體系，但是這個體系不具有嚴謹性，各觀點之間不具有嚴謹的論證性。這種體系還是屬于哲學家的領悟體系，而非科學家的論證體系。如果說伽利略的觀察和實驗方法是糾正亞裏斯多德的錯誤結論，從而得出正确結論的方法，那麽歐幾裏德幾何學的公理體系則是保障體系本身的嚴謹性的方法。正是這兩點完全解決了亞裏斯多德科學哲學體系中所存在的問題，從而得出了正确的體系－－－牛頓科學體系。牛頓科學體系首先是以運用伽利略的觀察和實驗方法得出的牛頓三定律（公理），然後通過推論推出各定理、結論，從而構建的龐大科學體系。牛頓在他的著作－－－＜自然哲學的數學體系＞中是完全仿照歐幾裏德的公理體系寫的。我的觀點就是近現代西方科學＝亞裏斯多德科學哲學體系＋伽利略的觀察和實驗方法＋歐幾裏德幾何學的公理方法。值得注意的這三大科學種子在古希臘中後期都産生了，亞裏斯多德和歐幾裏德本身就是這一時期的，阿基米德就是那一時期的伽利略。然而古希臘是可悲的，正在這一時期，波斯帝國興起了并對他們進行了長期的入侵。這還不是緻命的，因爲古希臘諸城邦聯合起來打敗了波斯，雖然古希臘受到了很大影響，但并未消亡。然而，這時馬其頓又興起了，馬其頓消滅了波斯帝國并成功的征服了古希臘（阿其米德就是在這次入侵中被馬其頓士兵殺害的）。後來羅馬又興起了并打敗了馬其頓，最終建立了橫跨歐亞非三大陸的龐大帝國，才使得西方世界穩定了下來。羅馬繼承并發展了古希臘文明，但她抛棄了古希臘最重要的精神－－－科學精神。羅馬是依靠征服建立起來的大國，他們需要的是能立即産生作用的實用技術，而非古希臘的科學精神－－科學精神畢竟不能馬上爲他們帶來實效，就如同我國現在大力發展商業而非投資科學和教育一樣。這樣有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如果古希臘後期沒有受到外界大規模入侵的幹擾，而是繼續她自身的發展，近現代西方科學會不會就在那個時期或梢晚一些時期到來呢？曆史沒有用史實爲我們回答，我們隻能通過我們的仔細研究來回答這個問題。很多人會反對這一觀點，他們會用諸如中國的四大發明對近現代西方文明産生的重要作用、印度的記數法（用1、2、3等标記數字）等等來說明古希臘缺乏這些因素而不能自發發展出科學。我認爲這些因素并非決定性因素，而且它們是可以通過古希臘的自身發展解決的。決定性因素就是我前面說的亞裏斯多德體系、伽利略的觀察實驗方法、歐幾裏德公理體系。但我也并不認爲，如果古希臘後期沒有受到外界入侵的幹擾，近現代西方科學會在那個時期或梢晚一些時期到來。我認爲古希臘最缺乏的不是中國的四大發明、印度的記數法這些技術上的東西，而是精神上。亞裏斯多德體系、伽利略的觀察實驗方法、歐幾裏德公理體系這三大種子雖然在古希臘中後期都産生了，但這些科學精神在當時隻爲少數學者掌握，而遠沒有上升爲全民族的精神。古希臘和現代西方類似，崇尚民主、自由、多元化、個體的精神，這對激發人民的活力、創造力确實非常重要，但她的問題是不能讓一種正确的、有價值的東西成爲占主導和統治地位的東西。也就是說，她缺乏的恰恰是象中國這樣的能用國家的統治機器将一種學說上升爲統治學說的機制。當然我的這一說法會遭到那些崇尚民主和自由的人的強烈反對，但我認爲我們如果真想我們民族的強大興盛的話，我們應該理性的争論這個問題－－－你可以反對，但應當拿出理由，而不是非理性的抵制，這對我們民族的興盛無益。科學和工業文明之所以隻能在近現代産生，最重要的并不是中國的四大發明、印度的記數法，而恰恰是中世紀的**、一元思想統治。因爲正是這種**、一元統治才使得西方能将亞裏斯多德的科學哲學體系上升爲一種全民族的精神（十一世紀、十二世紀，托馬斯；阿奎拉将流傳到阿拉伯世界又從阿拉伯流傳回來的亞裏斯多德學說和基督教成功的融合在一起，一、二個世紀後文藝複興運動就爆發了，揭開了西方的近代史），而非極少數學者的精神。在近代，我們看到的不再是象古希臘那樣，隻有極少數學者在研究思考自然問題，而是一大群反對亞裏斯多德學說的人。是的，他們在反對亞裏斯多德的錯誤及精神奴役，但是他們忘了，正是他們的反對才導緻了他們的正确，如果沒有亞裏斯多德的錯誤何來他們的正确？事實就是這樣。民主、自由、多元化、重個體和**、紀律、一元化、重整體這本身就是兩個片面的極端，過度都不好。一種最好的社會本身就是這兩種精神的折合。在當代西方我們不是同樣看到了這種的古希臘的悲哀嗎？在當代西方，沒有一種哲學能夠上升爲統治哲學，當代西方的哲學是如此之混亂，以至于他們缺乏一種共同的精神指南。我們難道不應該反思一下多元化、自由、民主的痛苦嗎？注，原标題太長，我改了一下，原标題爲：近現代科技工業文明産生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作者，知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