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回上下班時經常與宋成立（以後稱小宋）在一起走，因爲他與我同路。在學校時我們關系還是一般，他的學習成績也是一般，人又老實，我轉到這個學校時間也不算很長。他家庭條件不好，兄妹八個，母親還有精神病，家裏也需要人來照顧，他在家裏排老三，以後的很多年，他這個老三竟然成了家裏的頂梁柱，家裏有個大事小情的兄弟們都來找他商量，在工廠工作也是很踏實，真是有多大勁就使多大勁，以後幾乎年年被評爲勞模，我倆在一起工作，不知不覺竟結下了友誼。我們不僅工作在一起，而且有些愛好也相同，以後如同打羽毛球，下象棋還有攝影等，他的愛好也是很廣泛，還會月琴，剛參加工作那會他天天就抱個月琴在宿舍“叮叮咚咚”地彈個不停，他也是有股毅力，對每一樣愛好能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學習，我也是佩服他這點。記得他以後在工作之餘，還用車床車了個大啞鈴，很重，我倆就天天用它來鍛煉身體。
我家裏費了九牛二虎的勁兒給我買了自行車，那時自行車是很稀缺，一輛嶄新的永久車，騎起來可是盛氣淩人，來回風風火火的。小宋他家恰好和我順路，這樣每天上下班時，還能順便後邊坐上小宋，家離糧油加工廠有兩公裏，下班時帶他回來。上班時他先去我姨奶家喊我，由我再帶他上班，這樣天天如此，時間一長，我們的感情濃厚起來。我的家庭條件好，有時我倆就買來一瓶果酒，什麽也不吃，在糧食的麻袋堆裏，你一口我一口就那麽幹喝下去。偶爾我也買了一斤糖果，坐在水泥塊壘成的江堤上，迎着落日的晚霞，遙望着對岸的俄羅斯，把糖放在我倆的中間，你一塊我一塊地吃将起來。那時在工作中，我倆一起努力，也暗暗地較勁兒，誰也不肯落後，每年我倆都是廠裏的勞模。那時，我家裏不僅給我買了自行車，而且還買了塊上海牌手表，我配了條黑色尼龍帶的表鏈，嘿，後座上帶着小宋，騎着自行車帶着上海表，在縣裏的大街上，一前一後天天上下班。在那時的一九七二年，我想不僅在我們縣而且在全中國的年輕人中也算是領導新潮流了吧，家裏把我裝扮的真帥，真潇灑。
小宋在榨油工序，他身高不足一米七，個子小，剛參加工作那時年齡還小，他也隻有十九歲，還沒發育好，走路有點兒晃兒，因爲我們是在制油車間工作，大家親妮地稱他爲“老油匠”。由于天天我倆上下班形影不離，人稱“哥倆好”來形容我倆關系之好，這種關系從工作的前幾年到四十多年後的今天仍是保持最好的關系，某種意義上來說，甚至趕上了親兄弟。後來他又被調到了拉絲房，那是一個人專門看管車床給面粉車間的磨面鐵制磨輥車一道道輥牙的地方，他的工作清閑地要命，就是因爲這清閑的工作，他不顧自己已是國家職工的身份，不顧一切地還參了軍，而且不管是這四十多年生活是好是壞、工作是在北疆還是在内地，我倆總能保持這種關系。誰能想到人在四十多年後，還能有這樣的好朋友！他的天資不算聰明，但是能對一些有助于年輕人提高個人素質的事情自己勤奮刻苦，笨鳥先飛。跟我好了以後還一起學了象棋、照相、二胡、唢呐、小提琴、月琴、羽毛球、音樂等等。至今他還能清晰地背起羽毛球場地各種規格長度和寬度精确尺寸來。後來他參軍轉業後回到了糧食系統，在我的幫助下他還考有了大學文憑，漸漸當上了糧油加工廠的廠長，後來以公務員身份退休，工作中始終年年勞模，心地積極向上，到老了自己也天天早上練拳，奮鬥不止，這真是值得人學習的榜樣啊！
再說姚巍，他是我在縣中學的同班同學，以後一起分配到糧油加工廠，他倒是和我不在一個車間，姚巍分在了制面粉車間做看柴油機的工人，我們倆的關系也很好。我倆閑時偶爾與同學逛逛小縣，其實上我們縣城也無什麽可逛的，僅有一條東西沿黑龍江江岸長有二裏路的主要道路，與在交叉處有條長一裏路的南北路交叉，北面直通黑龍江邊兒，用不了一小時可逛完。當時僅有的休閑娛樂是什麽，就是幾個人聚一起吃根冰棍，兩分錢一根，邊吃邊聊。像現在能喝酒購物的地方少之又少，僅有一處飯店（後來叫“國營食堂”）和一處小商店。一次我們吃冰棍，和姚巍等幾個人，見到了一個賣冰棍的日本女人，也就是本文開始說的那位，我倆談到了和日本人的關系。姚巍他懂得多，他的爸爸和叔叔在當時的我眼中是大知識分子，他的爸爸在我們上班時已經是縣裏的文化館館長了，也是出于我對他爸爸的羨慕和崇敬，也感到姚巍也是爲知識分子，所以這麽多年來我們關系一直很好，對這位賣冰棍的日本女人來曆我還請教了姚巍一番，他支支吾吾地隻說可能是在日本鬼子的關東軍侵略中國時到中國東北來的日本慰安婦。後來我倆還是考察了一番，她還叫做“一百号”大概是慰安婦中的第一百名。
直到許多年後，我去了日本，能普遍感受到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友好感情，從骨子裏感到日本人對中國人有着小學生對老師、小弟弟對大哥哥那樣的崇敬和愛戴，這使我不由地由憎恨日本人變得對他們有些理解和可憐。我在日本去了一些的城市，包括去了他們的農村鄉下，去了鄉下的村史博物館。看完有關展覽後，不禁大吃一驚，原來日本人是這樣的：在一九四五年以前他們也是受着當時軍國主義政府的統治和愚弄，他們整個民族在一個狹小的島子上，曆代想找一個大點的地方生存下去。在曆史上二三十年代的東京大地震，死了幾十萬人後，這種想法比任何時候都強烈。于是他們看上了滿洲這塊滿洲人自古以來的住地，清政府倒了，清朝消亡了，他們可能認爲這是五不管的地盤，認爲都是鄰居他們也有份，但還是不那麽仗義。此時軍國主義的政府号召和愚弄日本人民去到東北開荒圈地，那裏的未來是幸福美好的，前途非常光明燦爛，尤其是欺騙廣大的貧困人民前去，但他們軍國主義的頭頭們應該知道，清朝統治了中國許多年，殺了多少中國人，後來被中國人推翻了，他們的地盤應由中國人繼承的啊。許多日本貧民上當受騙，于是響應政府的号召，滿懷着對未來的追求，他們每村出十幾個人，站成排，志願來中國的人胸前帶着大紅花，浩浩蕩蕩地漂洋過海來到中國，那些年輕的日本姑娘也志願或不志願的跟随成千上萬的男青年們來到中國，來到中國東北荒無人煙的地方。我看了這些照片後也對這些普通的日本人感到一絲理解，大概這個當時十六七歲的日本姑娘也是其中一個吧。
我和姚巍的友好關系一直保持到至今。在我們同學中，姚巍是我們在年輕時代公認的才子，有名的“博士”。他就有一個毛病，就是願意較真兒，什麽事非要弄出個一二不可，也不管對方是什麽人，就連關系再好也是這樣。有一次我和他就辯論起來，記得那次是工作了五六年後，就是爲了質量和重量的區别争得嗓門很大，誰也說服不了誰，而那時我倆隻是二十多歲的工人，哪能弄清它們的區别呢。後來在漫長的工作生涯中，到退休時還是個工人，他難免有些不甘心。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恰好他有一朋友去了海南島，他回來後就對姚巍說海南島如何能掙錢、幾乎遍地是黃金、人才奇缺、尤其是缺少像他那樣的專業技術人才，姚巍去了海南島一定能發财。經不住那朋友的再三引誘勸說，他仔細考慮後竟毅然決定辭職不幹了工作，告别了他那可愛的妻子曹軍，跟随那朋友去了海南。這時他已經有了能駕駛大客車的執照，這可是不得了的，能有這種資格的人很少，但和那朋友在海南也不走運，原來承包一個企業也沒成功，被其他人給騙了，後來四處颠簸也沒着落，但灰頭土臉的回來又不甘心，于是自己憑着能開大客車這個特長就給别人打起了工，每月可掙三四千元的工資，在那時是屬于高薪，這工作幹得很穩，而且老闆也看中了他，還準備委任他做一個客運站的站長，這樣就做了五六年。你想想，一個是在遙遠的中國的南方海南島，而老婆孩子在中國的北部邊疆縣城，回去一趟也不易，而且他的妻子曹軍帶着孩子也很不簡單，實際上姚巍也是個擰種，是個一倔起來三頭驢也拉不回來的人。這樣做了多年後，在朋友們的勸說下他才回到了我們縣，這就是他的簡要經曆。
姚巍是我此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他在前半生的經曆，從早期我中學同學中的才子、“博士”、他的家庭條件也是大家中最好的，這些年來雖然最終是個工人，但他始終是我敬佩的對象，是我尊敬的要好朋友，他也拼搏了、也努力了、也與命運抗争過，後來他幾乎定居在旅順。他經曆的這些，也是一個普通人在年輕時代經曆的故事，隻不過是有人可能成功了，可有的人命運不濟還是失敗的多，也可能在人的一生經曆中會有這樣或那樣的波折，但作爲他的好朋友，我是始終尊敬他，敬佩他的。我說了這些也許值得有些人是應該借鑒的。
下面說說同班同學楊行國。在工作期間，與我們班的楊行國結成了好朋友，我說的是工作上一個班，倆人天天一起上下班，他隻比我大一歲，但我的勞動經驗多一些，平時也照顧着他。我倆一起并肩在豆炕上幹着活，一起推豆子，推豆豆箔。他下象棋也是不錯，業餘我倆也是下棋。吃飯也在一起，天天需要帶飯來，我倆帶飯也簡單，在油車間工作有個莫大的好處，就是可以随便的吃豆油。在那個年代，人能吃的飯菜中油水少之又少，一個月每人國家給半斤油，又沒肉，一般人吃油太困難了，我們在飯盒放上切成小塊、在家做熟了後放好鹽的菜如土豆等，一上班就把生豆油倒入飯盒中半盒，再放在鍋爐上熱着，一到休息時，拿來便吃，吃飯時我感到生活這個世界上真幸福，老天真是照顧我們。那時真是胃裏缺少油水，想起在二所的全家人，弟弟妹妹正在長身體的時候，在二所又買不到蔬菜，菜裏豆油又少，于是我把平時節省下來的二斤豆油用小塑料桶捎回了家。那時我姨奶奶已經把我弟弟看大了些，那時她住在我們在二所的家裏，而我在縣裏上班，她在家裏與我爸爸奶奶有些小矛盾，天天摩擦不斷。
于是我爸爸在縣裏的老供銷社附近找了一處與别人家合住的小房子，讓她與我同住。這找房子真是難之又難，這個小房是我爸爸的朋友何存華叔叔住着的，他也剛結婚，原因在于他在文革中積極參與了鬥争走資派的運動，是養路段有名的造反派，在如鬥争趙玉喜、付萬強等人的過程中，因爲動了手，趙玉喜還在鬥争中死了。因此他的兒子趙雅東，我的女同學趙雅芳的哥哥對他恨之入骨。趙雅東那時才二十多歲，血氣方剛，勢必報仇雪恨。動辄夜晚來砸何存華家的玻璃。砸了幾次，何叔叔的确害怕了，要換個地方住。并且又與他合住的前面的人家也不和睦，那倆口叫王華盛和呂淑華，男方個子很高，有一米九五，在縣裏打籃球是主力中鋒，女的是縣女隊的籃球主力隊員。王華盛和呂淑華都是縣裏的農機大修廠的職工，我也和他倆也熟悉，因爲都打籃球的。何叔叔經常與他倆吵架，于是想搬走，但想到他一搬走這屋子又便宜王華盛家了，于是就和他的老大哥我爸爸商量，我爸爸說：“要不就讓小軍和他姨奶奶去住，也好先占個房子”，何存華一聽這話就說：“如此最好，那趕快讓他娘倆搬來住”，于是在一九七二年中旬我和我姨奶奶就搬到一起同住了，這樣我也算有個家就在姨奶家吃住。我姨奶也挺高興，因爲她是從小把我看大的，就這樣她天天爲我做飯、洗洗衣服，我上三班倒，天天倒也平靜。
我和楊行國上班吃飯時，飯菜也不錯有時就喝點兒酒，但一次兩次，其他同學也過來湊湊熱鬧。慢慢地我便養成了喝酒的習慣。要說喝酒，對此我要用一些筆墨來描寫描寫，四十多年來始終就“堅持”下來了，從那以後無論時在學校、企業、事業、還是公務員，始終喝酒是第一位的，大家對我的印象均是能喝酒，而且善喝酒，每次是喝的不到度量決不罷休。但是自己也是憑着身高體壯，也是能喝，一般看對手，對手是一般朋友時他們也都是了解我，喝上個半斤八兩的是毫無問題，現在酒的度數低了，在以前我就喝散裝白酒，最早正是與楊行國在一起時，從那時我就開始了喜好做菜。因爲是在油廠工作，天天和豆油打交道，上班時想吃豆油的話非常方便。我們有的人餓極了，就用水舀子盛它一水舀子端起來就喝。大概現在說這些大家不信，是啊，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确有的是很苦，我們這些人有的家庭也是貧富不等，有的人家本來家庭人口多，兄弟姐妹也多，一家竟達十幾口人，那時也沒有“計劃生育”，我的一位同學比我大兩歲，他在家裏排行老二，在我們上班時竟然還有了個妹妹。這位小妹妹比他哥哥的孩子小，這種情況現在是幾乎不見了，他的爸爸還有些精神病，掙錢也少，一家大大小小有**個孩子要張口吃飯，而且孩子也都是能吃，我們開始上班時工資也僅四十元出頭，完全不夠吃的，在家裏也吃不飽，怎麽辦。很餓的時候就來我們油廠喝豆油，實質上這豆油喝長了也沒有那種豆腥味兒，開始喝倒也挺好喝的，隻是稍微喝多些有跑肚拉稀的情況，适應就好了。大家看，我是有啥說啥，想到哪就說到哪吧。
再說做菜，油廠裏有豆油啊，反正廠區離我們住的宿舍也是不遠，也就幾十米，下了班就往回“拿些”豆油。我在住的宿舍外後來還種了塊地，有茄子、豆角、西紅柿、辣椒等等，那時也沒有什麽賣的，隻有魚類啦和豆腐、東北的幹豆腐。東北的幹豆腐的确是與現在關裏的豆腐皮不一樣，那是又薄又筋道，用它來炒菜，是很普遍的現象。工廠的制度也是嚴，豆油當然不能拿，我們拿時也隻能偷，不過有一次大家收集了一些。那次是卸一大貨車用鐵桶裝的豆油，每個鐵桶有三百六十多斤，當往車下摔的時候，沒有對準用來卸油桶專用的大輪胎，一下子摔到地上，鐵桶就開口了，頓時桶裏的豆油就咕咚咕咚地往地上流，在地面上的低窪處便積累起來成了油汪汪的一片小湖，這時大家便着了慌，有人就急中生智的喊了聲“大家快拿東西盛啊”！于是我們就紛紛從宿舍裏拿來些舀油的洗臉盆啦、塑料桶啦、大茶缸子等物件來盛豆油，一時間我們存放了不少這種洩露的豆油。而我就用來做各種菜，什麽“溜豆腐”、“炒木耳”、“燒茄子”、“炒幹豆腐”等等我都會。我們廠有一位叫嚴德寶的比我大**歲的北安青年，他也是喜歡吃，但他做的不是一般菜，而是在街上買來的“大馬哈”魚，他在我們的宿舍裏明目張膽地做“油炸大馬哈魚”這道菜，還招搖過市地請大家來吃，這事傳了出去，廠的領導知道了，這股風氣不打壓不行。于是乎他被挨了領導的訓斥，領導還讓他寫了檢查，并通報批評，這事兒弄得他灰頭土臉的，也就是過了一年多，他就調回北安工作了。而我呢，平時就是做些小菜如炒菜之類的，我也能琢磨，這些年輕人吃了我做的菜覺得做的還可以，而我聽到誇獎後又是鼓舞了我，對此也潛心研究起來，又托後來的上海人買了幾本菜譜。那時菜譜很是稀少，這幾本菜譜現在還保留着，裏面的彩色插圖還是很别緻的，我就一面看着菜譜一面做菜，後來過了幾年，東北的家常便飯中的各種小炒我基本上也都會做了，在我們的一夥同學中，我做菜也是有了點名氣。一次，宋成立他在廠裏要走了，是在後來當兵之前，他要在家裏請大家一頓客，于是就讓我去給掌勺，在他家裏的鍋竈上，我放上油，又放了些肉片扒拉了扒拉，那一招式，看的宋成立看的弟弟目瞪口呆，連聲說：“我黃哥了不起，做起廚師還真像那麽回事”！這句話我至今還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