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四合，夕陽将殿内分割爲光明與晦暗的兩界。</p>
皇帝的臉就恰好埋在這陰陽兩界的交界處，看上去一片昏黃一片慘淡。</p>
張誠知道皇帝是被馬政的敗壞程度氣着了。</p>
其實馬政究竟壞到怎樣一種程度倒不要緊，要緊的是皇帝已然知道馬政是這樣的壞，壞得皇帝不得不下令采取一些制裁手段。</p>
這時候張誠心裏還沒有把朱翊鈞的話當成一件大事去理解，他将皇帝生氣的主要原因歸結爲“少了馬就練不成禁軍了”，</p>
“皇爺莫要動氣，近兩年水旱災患不斷，朝廷屢次蠲赈，六部入不敷出，都去找太仆寺拆借，太仆寺夾在中間也是左右爲難。”</p>
張誠将手中的奏疏輕輕地擱在禦案上，小心地向朱翊鈞出着主意，</p>
“皇爺要好馬，底下人哪裏會有不應的？大不了奴婢再讓張鲸去一趟山西，晉商裏頭會養蒙古馬的可不少。”</p>
“至于京畿的馬販，那更是容易，隻要皇爺一聲令下，廠衛自能爲皇爺解憂……”</p>
朱翊鈞打斷道，</p>
“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法子。”</p>
朱翊鈞對于此處的“标”和“本”分辨得是很清楚的。</p>
這些倚靠着太仆寺和“勢要之家”大發百姓橫财的京畿馬販在現代有一個更立體化的别稱，即“臨時工”，一個官僚衙門的“編外人員”。</p>
從剛才與徐泰時的對話就可以看出，一個衙門接納“臨時工”是很合算的。</p>
官員的俸祿由朝廷決定，幹多幹少都一樣，在收入固定的條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減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幫手。</p>
徐泰時能那麽坦然地向皇帝道盡馬政利弊，就是因爲他作爲正式官員，在這種體制内幾乎立于不敗之地。</p>
朱翊鈞現在可用的幾個最爲簡單快速的處理方法，恰恰是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p>
首先一個法子便是像張誠說的這樣捕殺京畿馬販，引進晉商胡馬。</p>
但是這定然不能長久。</p>
太仆寺有的種種貓膩，司禮監和東廠未必就沒有。</p>
即使司禮監和東廠從生理上提高了“成爲宦官”的準入門檻，但是“臨時工”這一群體本身就是一個不需要任何準入門檻的存在。</p>
到頭來，最有可能的一個結果，就是那些盤剝百姓的馬販的後台倚仗從太仆寺變成了司禮監。</p>
原來馬販要交給太仆寺的好處費，變成了司禮監和東廠一項灰色收入。</p>
或者更糟，司禮監和東廠多了一項收入，太仆寺的好處也沒少。</p>
反正晉商比解俵的百姓有錢，一樣是待宰的牛羊，養馬晉商這批牛羊比解俵百姓還要肥上一層，足夠供兩個衙門的官僚吃飽喝足了。</p>
到時買馬的錢花下去了，馬卻還是沒買來，太仆寺和司禮監互相推卸責任，他朱翊鈞難道要拿養馬晉商開刀嗎？</p>
因此朱翊鈞不得不對張誠存着點兒疑心。</p>
即使要改買晉商胡馬，這買馬的錢也大抵都是百姓繳納上來的折色俵銀。</p>
萬一太監們和太仆寺相互勾結，哄着自己下令取消了解俵，全部改征折色，那不就等于又加重了百姓的一項負擔、多賦予了官僚一樣斂财名目？</p>
而且即使今日成功地将京畿馬販全部捕殺殆盡，不代表這一“馬政臨時工”群體改日就不會卷土重來了。</p>
依照朱翊鈞在現代的經驗推斷，這些京畿馬販爲了獲得能征斂百姓的機會，一開始也定是向太仆寺的在編官員付出過一筆“保護費”的。</p>
太仆寺官員爲了不執行或少執行對自己不利的法令，爲了收取手中權力所帶來的種種好處，同時又不願受到上邊的怪罪，便發展出了這樣一套僞裝術，一套以虛文應付法令的策略。</p>
他們将征斂的特權外包給臨時工，收取一筆對民脂民膏搜刮權的“發包費”，完成了一次性預收，或者叫事先提成之後，便将皇帝追責的責任也同時轉移到了這些臨時工身上。</p>
當然，朱翊鈞還有另一個方法，就是調換官員。</p>
但是這個方法的副作用也十分明顯。</p>
倘或教人以爲徐泰時是因爲向皇帝說了實話才被調離太仆寺的，那往後還有誰敢向皇帝說實話呢？</p>
曆史上崇祯皇帝吃了革職韓一良的啞巴虧，使得崇祯皇帝後來變相地成了一個“聾子”，朱翊鈞自然不希望自己重蹈覆轍。</p>
徐泰時敢對皇帝說實話，就說明他已經算準了皇帝根本沒有任何辦法去徹底根除“馬政臨時工”的尋租空間。</p>
即便朱翊鈞手中有帝王專屬的無限特權，可以沒有任何副作用地去打殺馬販、調換官員，但是打殺了、調換了之後呢？</p>
隻要百姓、商販是一群任人宰割、敲詐的牛羊，隻要俵馬一事上能有官員的尋租特權，那麽無論皇帝用甚麽機構去取代太仆寺，也永遠會有下一批“臨時工”的誕生。</p>
即使朱翊鈞采用第三種退而求其次的辦法，選擇相信徐泰時，讓徐泰時去清理裁撤那批臨時工，得到的也定是一樣的、無能爲力的回答。</p>
因爲如果純粹從官僚個人的眼前利益考慮，增添臨時工有利，削減臨時工有害。</p>
那些京畿馬販爲了謀求這些美差，不知花費了多少财産和心血去上下打點、疏通關系。</p>
這是人家一生事業的重大投資，指望将本取利慢慢受用的投資，難道還能憑他徐泰時一個小小的太仆寺少卿說兩句話就不算了？</p>
這就相當于沒收土地搞土改，如果非要沒收，那就要準備鬧一場殘酷的階級鬥争，千萬别指望某個階級或某個利益集團會束手就擒，平白讓另一個階級消滅掉。</p>
晉商狡詐如斯都沒有鬥過京畿馬販，官僚集團未必就能比晉商高明多少。</p>
朱翊鈞到底是現代人，比崇祯皇帝覺悟高，知道要提高到階級鬥争的高度看待問題。</p>
因此也明白除了想橫插一杠撈好處的宦官太監，官僚集團是絕不會爲皇帝做這種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的。</p>
裁了臨時工，百姓減輕了負擔，皇帝獲得了賢名，主張裁撤的官員卻有可能因此斷了仕途。</p>
即使言官秉承上意不出面幹涉，但萬曆朝常見的鬥争手段是寫匿名揭帖張貼大字報。</p>
而在官場混過十幾年的人，有幾個幹淨得可以經住這種匿名大字報的瘋狂攻擊？</p>
海瑞當年一分錢不貪，都有人另辟蹊徑，把海瑞家宅内部的妻妾争端翻出來，抖落到皇上跟前去。</p>
如今的滿朝文武之中，又有幾個在公德和私德上都超過海瑞的清官呢？</p>
朱翊鈞心裏清楚，“幹淨得無可挑剔”，就相當于一道限制官僚裁員資格的高門檻。</p>
明朝三百年的官僚集團中，未必能挑出幾個夠資格的人。</p>
再說徐泰時又不是沒有退路。</p>
倘或朱翊鈞現在一下旨，徐泰時大可以上疏乞骸骨，撂了太仆寺的攤子，回蘇州老家繼續建他徐家的園林去。</p>
人家的主業是晚明有名的建築家兼園林設計師，當不當官都不影響他成爲蘇州名園的建造者。</p>
說不定當了官還覺得自己受了委屈，才智難伸呢。</p>
因此朱翊鈞當然不會把希望寄托在徐泰時身上。</p>
“本”不是徐泰時，治了徐泰時也對馬政無益，還不如太平些省省力氣。</p>
按照崇祯皇帝的經曆來看，官僚集團是有反彈作用力的。</p>
皇帝往下頒布的每一個政策都會被官僚集團成功反擊回來，最終受害者不是轉嫁給朝廷，就是轉移到百姓頭上。</p>
所以李自成後來造反的時候在檄文中就十分同情地評價崇祯皇帝道，“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p>
意思就是，皇上其實并沒有多壞，卻總是被包藏私心的臣僚們蒙蔽着，因此天下百姓才以爲皇上像隋炀帝與漢桓帝。</p>
推己及人，朱翊鈞雖然沒有乾綱獨斷的性子，但也并不想當一個時刻被反賊深深同情着的皇帝，</p>
“馬政吸食的是百姓的血肉，朕不過是少了幾匹馬，百姓卻是有傾家蕩産、賣兒鬻女之憂。”</p>
“既然太仆寺的運轉用的是百姓上繳的俵銀，那理應由百姓來監督太仆寺的收支出入。”</p>
太陽漸漸沉了下去，殿内的光線也一點一點地黯淡了下來。</p>
皇帝的臉從昏黃慘淡的陰陽交界處擺脫出來，變成一種肅穆得近似于朝奉祖先的表情，</p>
“太祖皇帝當年頒布的《大诰》中，不就有一條‘民拿害民官吏’例嗎？”</p>
以明朝曆代帝王的經曆來看，和朱翊鈞一樣當過“老百姓”及“普通人”的隻有朱元璋。</p>
朱元璋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于某種程度上和朱翊鈞是相通的。</p>
朱元璋也認爲真正能阻擋官僚逐利洪流的隻有老百姓，因爲官僚收益的源頭正是民脂民膏，所以隻要民衆能保護好自身的血汗，官僚集團便無處入手。</p>
朱元璋看出了這一點，他也寄希望于人民。</p>
因此朱元璋在建國之處就頒布了法律地位和量刑程度都遠重于《大明律》的《大诰》。</p>
其中特别針對害民酷吏設置了許多“群衆監督政策”，規定百姓有權力将害民的基層官吏綁縛進京，交予皇帝處置。</p>
換句話說，“群衆監督”也可算得上是一項朱元璋當年精心布排的“大明祖制”。</p>
現代老百姓朱翊鈞爲了發布自己構想中的“群衆監督政策”，不惜拖出朱元璋的“群衆監督政策”作投路石。</p>
張誠回道，</p>
“太祖爺用心當真艱深。”</p>
張誠隻說了那麽一句，接下去就不敢在這個話題上多張嘴了，</p>
“皇爺若是舉棋不定，不如先将馬政的事放一放，這遼東呈來的奏疏……”</p>
朱翊鈞卻不肯放過他，</p>
“朕是想恢複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如何在你看來便是舉棋不定？”</p>
張誠張了張口，道，</p>
“太祖爺雖有祖訓，但《大诰》早就在建文……庶人主政時就被廢除了。”</p>
“後來成祖爺爲維護祖訓起兵，即使恢複了《大诰》，但在永樂十九年時也下旨說要一律依《大明律》拟罪，不許刻意羅織從重從嚴。”</p>
“仁宗爺即位後更是以軍民動辄綁縛淩辱文武官爲有傷大體，下令隻許被害之人赴合上司陳告，不許擅自綁縛，違者治罪。”</p>
張誠羅列完朱元璋之後三位大明天子對《大诰》的實際态度就不吭聲了。</p>
事實上他也不需要吭聲了，事實勝于雄辯，朱元璋生前最看重、最寵愛的兩個嫡親孫子在即位之後均不約而同地第一時間廢除了《大诰》，足可見《大诰》在統治集團内部并不受待見。</p>
張誠雖然不敢把話說得太直白，但他的邏輯很明晰的。</p>
明太祖特别賦予了百姓群衆監督的權利，也擔心子孫後代廢除他的良法，還專門寫了《皇明祖訓》來預防，卻不想後頭那三位皇帝用了三十多年的時間兜了一個巨大的圈子，又回到了紅巾軍起義前的曆史起點。</p>
反正遵守祖訓是憑良心的事，子孫硬不去理他，硬要去廢除他定下的法度，朱元璋也不能從明孝陵裏爬出來教訓他們。</p>
但是換個角度講，能讓子孫後代昧着良心也要廢除的法律，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想來也不大甚高。</p>
倘或撇去因“靖難”旗号而不得不将“祖制”奉爲圭臬的明成祖，建文帝和明仁宗共同選擇爲官僚集團撐腰，想來也是爲了維護帝王之尊，而非是想爲虎作伥。</p>
帝國體制下，官僚集團總喜歡将皇帝的個人利益與自身的集團利益相綁架，以緻于皇帝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有時候并不能完全一緻，這的确是一件令人頭疼的事情。</p>
“難怪海瑞生前提及恢複祖制時，衆臣議論紛紛，太祖皇帝仁德愛民，後世卻反道其殘暴酷虐，想來這也是大臣們的說法。”</p>
朱翊鈞開口道，</p>
“他們污蔑太祖皇帝，實際就是不願見到百姓能有權利去監督他們，這和他們後來對付海瑞是一樣的道理。”</p>
張誠道，</p>
“百姓也不全是好的，就是太祖皇帝在時，也有刁民倚仗‘民拿害民官吏’例侮慢官長，借機橫吃橫喝，敲詐勒索，甚至在拿獲貪官污吏後私作交易。”</p>
朱翊鈞回道，</p>
“官吏才要分清官和貪官，百姓就是百姓，何必要分出好壞？”</p>
“世上之人無有十全十美者，倘或一個國家非要百姓十全十美才能獲得他們應有的權利，那這個國家奉行的就是不折不扣的‘惡政’。”</p>
皇帝說着，一面拿起張誠方才擱在禦桌上的奏疏，一面認真道，</p>
“要百姓監督，隻靠邸報讓百姓知曉衙門的收支明細是不行的，必須得要讓百姓有權投票才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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