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糖插進話來問她說：“煤廠沒賠你家錢麽？”

張春花說：“隻賠了點棺材錢，我媽媽去那個煤老闆理論，那個煤老闆說他實在沒錢，他賠他家那些錢都是他借的高利貸，我媽媽是個老實巴交的村婦，自然經不起那個煤老闆的哄騙，結果就隻能讓我爸爸躺在床上了。”

農村人的艱辛，由此可見非同一般。在我們這個社會體系當中，農村人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自從上個世紀改革開放到現在，他們一直都在建設着我們的城市。但奇怪的是，就是這樣一些樸實的勞動者，卻在城市中連一個遮風擋雨的地方都沒有，——醫病找不到報銷處，孩子上學找不到校門，甚至一年幹到頭連工資都拿不到，等等諸如此類的現象，雖然時刻發生我們的城市當中，但仍然沒有引起城市人的注意。城市人關注的是他們的社會資源被沒被農村人占據，一旦他們發現了農村人得到了城市的那怕一丁點好處，立刻有城市人跳出來說這說那，仿佛他才是人人家農村人就不是人了一樣。

從另一個層面說，城市人都是可恨的，是一群自私自利的勢利鬼。他們榨取着農村的勞動力卻不允許農村人享受他們的資源，何況這資源還不是他們的，這資源是大家的。

趙敏有些同情的說：“那你是怎麽想到要開這樣一家小飯館的呢？”一個女孩子背景離鄉在外找拼七八年，其中的艱辛與困苦隻有她自己才清楚。和她比起來，趙敏感覺自己她幸運多了，她十一二歲就出來打工了，而自己到了二十一歲才大學畢業，看來人的命運真是各不相同啊！

一個人如果生在大富大貴之家，至少這一生吃不愁穿不愁用不愁，如果不小心投錯了胎生在了貧寒人家，那這一生就夠你打拼了。打拼沒有事，至多不過是多淌幾滴汁水而已，讓人寒心的是，打拼的結果永遠是個未知數。唐糖說她有一個遠房親戚到城裏打工，辛辛苦苦幹了一年的苦活，領到錢準備高高興興的回家過個鬧熱年，結果他們在下火車的當天就被人搶了，隻給他們每個人留了百多塊錢的路費，害得他們當年連家差點沒敢回去。雖然這隻是個例，但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應農村人是多麽的沒有地位。

從張春花的口中，趙敏了解到，她盤下這家飯館也才一年多時間，過去她一直在一家餐館做洗碗工、端菜工。她是個孝順的女孩子，這幾年她一點錢也沒存，因爲多餘的錢都寄回家去給爸爸看病了。這幾年她總共寄了有五六萬塊錢回家，她媽媽打電話告訴她說她爸爸已經好得差不多了，現在能站起來了，若是堅挂醫下去，也許明年就能做一些輕巧活了。

她家的災難，都是那個煤老闆一手造成了。上個世紀八九年代後期，西南地區采煤亂象頻發，傷者得不到及時救治，死者家屬拿不到補償款，這種亂象直到前幾年才得到有效的扼制。但仍然時有傷者或是死者拿不到該拿款項。

說起煤災，張春花眼裏噙滿了淚水，她說若是爸爸不去那個小某窯挖煤，也不至于她過早就辍學，連初中都沒念過一天。趙敏見她對讀書極其向往，于是問她還想不想上學，張春花說她正在自學大學課程，如果沒有意外，她能在明年就拿到大專文憑了。

“拿到大專文憑後你還會把這家家小飯館繼續開下去嗎？”趙敏專注的看着她問。她說會繼續把這家小飯館開下去，因爲又盤下了旁邊另外兩家店面，她已經請了人手，準備在明年或是後年，開一家像樣的餐館。她說她之所以選擇到函授班讀書，是因爲她覺得一個沒有知識不行，遲早要被這個社會淘汰，唯有多點讀書，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趙敏贊許的點了點頭說：“女強人就是這樣煉成的，我真的希望你也能成爲一個女強人，我祝福你！”張春花笑吟吟的說：“我會的，謝謝你給我鼓勁。”從她身上，唐糖和汪子涵看到的是農村人的執着與堅韌。

執着的人和堅韌的人，都能在人生的終點收獲屬于自己的勞動果實。唐糖和汪子涵十分看好張春花的前景，她們倆幾乎異口同聲的說：“等你的餐館正式開業那天，我們一定來祝賀你。”張春花上進的精神，深深的感染了唐糖和汪子涵，此前她們兩個也像其他大學生一樣，認爲讀書是種任務，是她們這個年齡階須必需要修完的任務。

從張春花平實的叙述當中，她們現在才知道讀書原來并不是任務，而是改變自我，改變命運的試金石，隻要你善于讀書，就會從書本中尋求你需要開采的礦藏。離開的時候，唐糖和汪子涵還與張春花交換了電話号碼，她們三個約定從現在開始，每個月在張春花的小飯館裏聚一次，看看彼此之間有沒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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