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複旦大學始建于1905年，初名複旦公學，是中國人自主創辦的第一所高等學校，創始人爲中國近代知名教育家馬相柏，首任校董爲國父孫仲山。

在後世，這是一所林子軒可望而不可及的學校，如今能去講課，他覺得很榮幸。

年前的時候，複旦大學也邀請過他，那時林子軒和郭沫諾因爲新詩的争論，和創造社的成員起了不小的矛盾。

如今郭沫偌等人在上海準備發行《創造》季刊，發表他們的文學主張和詩歌小說等作品。

一個新興的文學團體即将展露鋒芒。

這次複旦大學的邀請更爲誠心，不像上次那麽的形式主義，複旦大學文學系的主任寫了一封信給他，希望林子軒能談談文學創作和對新文學的見解。

最好是能在複旦大學開設一門課程。

在當今的文壇，北平是新文學的中心，有胡拾和魯訊這種領袖人物坐鎮，無論是學生還是教授都深受新文化的影響。

那裏有新文學傳播的氛圍。

相比較而言，上海是鴛鴦蝴蝶派的大本營，就顯得頗爲守舊，而且十裏洋場，紙醉金迷，都是可供消遣娛樂的文字，沒有新文學滋生的土壤。

但林子軒是個例外，他一手寫新詩，一手寫通俗小說。

寫新詩成了新詩的奠基人，寫武俠小說成了大師級人物，連寫外國小說也得到了美國人的追捧，林子軒成了一個現象級的人物。

甚至有上海的文人把他和北平的胡拾和魯訊并稱爲“新文學的三傑”。

這就有點捧殺的意味了。

說到底林子軒隻能算是後起之秀，他沒有參與新文學的啓蒙工作，在文壇這個講究資曆的地方，胡拾和魯訊是新文學的領導者，林子軒隻能算是跟随者。

沒看到郭沫偌想要挑戰前輩地位的下場麽？

所以林子軒不會在大學裏講什麽對新文學的見解，他也講不出什麽東西來，而且容易引起争議，引火燒身。

他也不想講文學創作，有什麽好講的，都是抄襲而已。

那麽，講些什麽好呢？

不想惹麻煩，講曆史或者曆史上的文學名著是最好的辦法，誰也不得罪，林子軒記憶裏就有這一類的題材。

《品三國》、《紅樓夢》、還是《明朝那些事兒》？

《品三國》是後世易仲天在《百家講壇》上對三國那段曆史的重新解讀，受到衆多媒體的追捧，也引發了諸多争議。

三國是一個風雲變幻，滄海橫流，英雄輩出，令人神往的時代。

易仲天把正史、野史、小說、戲劇中的三國放在一起講，用通俗易通的言語來解構三國曆史，的确很精彩。

但有學者就認爲，曆史是嚴肅的，是專業的，把嚴肅的事情變得娛樂化、庸俗化甚至粗俗化，這是對曆史的不尊重。

這也是林子軒需要擔心的問題，在民國時代“戲說”曆史，需要極大的勇氣。

可以想見，一旦他在複旦大學開講《品三國》，那些曆史系教授一定會跳出來批判他一番，甚至認爲他數典忘祖。

至于《明朝那些事兒》更不能講了，也是對曆史的重新結構。

林子軒可以用筆名把它們寫出來出版成書，看看市場反應，卻不能拿到講台上去講。

在這個時代，課堂是很神聖的地方，教師要做到傳道授業解惑。

最後，隻能選擇《紅樓夢》了。

紅學可是一門大學問，按照後世的劃分，可以分爲三個時期。

從清代乾嘉年間至1921年，稱爲“舊紅學”時期。

從1921年到1954年，稱爲“新紅學”時期。

1954年批判《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産階級思想，進入“當代紅學”時期。

其中又分爲各種派别，混亂之極。

大概分爲評論派、考證派、索隐派、創作派四大學派。

各派又細化爲若幹分支，主要包括題詠、評點、鑒賞、百科、批評、曹學、版本學、本事學、脂學、探佚學等等。

民國時期，确切的說是1921年是舊紅學和新紅學的分界點。

因爲在這一年胡拾發表了《紅樓夢考證》一書，開創了紅學研究的新時代，胡拾也成了新紅學的開山祖師。

胡拾根據小說本身以及同時代或稍後的清人筆記、年譜、傳記、詩文等材料，考證出《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

而曹雪芹是曹寅之孫，《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後四十回是高鹗續補等題目。

從此以後，曹雪芹被絕大多數紅學家公認爲是《紅樓夢》的作者。

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在後世是公認的事實，但在1921之前，《紅樓夢》的作者尚無定論，很多學者甚至認爲《紅樓夢》的作者是清朝王府的某位貝勒或者是清代詞人納蘭性德。

胡拾之所以研究《紅樓夢》純熟偶然。

因爲新文學和白話文的推廣，在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第53号訓令——《通令采用新式标點符号文》。

于是，各家書局開始采用新式标點符号來印書。

由于不少古典名著都需要用标點符号來斷句和分段，需要較爲專業的文學學識，很多學者參與到校訂的工作中來，其中就包括胡拾和陳獨繡。

在這些新标點本小說中，以《紅樓夢》的出版最費周折，這是因爲該書篇幅大，成本高，且版本較多，情況複雜。

在校訂完成之後，書局請胡拾給新版本的《紅樓夢》寫序文。

胡拾爲了寫好這個序文，才開始認真研究《紅樓夢》，翻閱了各種文獻資料，反複推敲，用考據的方法弄清楚了曹雪芹的來曆和曹家家世的來龍去脈。

從而認定了曹雪芹才是《紅樓夢》的作者。

有意思的是，在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賠是舊紅學的領軍人物，索引派的代表，并在1917年9月出版了《石頭記索引》一書。

胡拾的《紅樓夢考證》絕對是對舊紅學的打臉之作。

這個考證一出，把舊紅學索引派全部打翻，引起了極大的争議。

不過蔡元賠并沒有惱火，反而積極幫助胡拾尋找文獻資料，來證明胡拾的考證有理有據。

這才是真正做學問的學者，這才是大家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