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人非常驚訝。
他們以爲林子軒要念一首或慷慨或唯美的新詩，卻沒想到林子軒寫了一首詞。
而且，這首詞乍聽起來很有氣勢，配合着眼前滾滾而來的錢塘江大潮，讓人有一種在潮頭浪尖弄潮的感覺，不由得心潮澎湃。
他們都是這個時代的佼佼者，是這個時代的弄潮兒，有着各自的理想和抱負。
這首詞寫出了他們的心聲，指點江上，激揚文字，不正是他們正在做的事情麽？
在這個變革的大時代中，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自然是他們這些人了，他們少年時到國外留學，如今學成歸來，正要用自己的力量改變這個國家的現狀。
曾經的理想，如今正在一點點的實現，雖然過程中會有艱辛，不過一切都很值得。
其他人或許隻是感慨人生，但汪精爲尤爲動容，和其他文人不一樣，他的理想和抱負是在政治上，這句話讓他感觸最深。
“子軒啊，你真是深藏不露。”胡拾贊許道，“想不到你不僅新詩寫的好，這詞作的也好。”
“讓諸位見笑了，隻是有感而發，不怎麽應景。”林子軒謙虛道。
“的确有點偏題，不過氣勢很足。”胡拾點評道，“青年人就應該有這種氣魄。”
以他在文壇的身份自然可以這樣說。
很多年後，胡拾還曾點評過一首《蝶戀花》。和這首《沁園春》是同一個作者。胡拾指出了詞作中韻腳有問題，并稱“沒有一句通的”。
當然，這種說法有失偏頗，雖然那首《蝶戀花》的确不押韻。
“今日有這首詞便不虛此行。”徐至摩興奮道。
他同樣奇怪林子軒還會作舊詩詞，在他的印象中，林子軒的古文基礎很差。
他們這代人蒙學的時候正趕上清朝末年，在小城鎮進行的是私塾教育。但在上海租界内，早已有了西方式的學校。
徐至摩先在家塾讀書，後進入硖石開智學堂，從而打下了古文根底。
林子軒則直接進入了上海虹口愛國小學讀書，雖然學校也教授古文，但古文的底子不好。
士别三日，當刮目相看。
徐至摩在心裏感慨。
就像是幾年前在紐約的時候，如果誰說林子軒會寫小說，他一定認爲是個玩笑。可現在林子軒已經成了新文學的領軍人物。
其他人則沒有這種懷疑，他們覺得林子軒既然敢講《紅樓夢》，對傳統文學自然有很深的研究，寫一首舊詩詞是正常現象。
這首詞寫的很好，說明林子軒的古文造詣很深。
衆人對這首詞談論了一番，抒發了一下感想。也就僅此而已了。
這次來海甯不僅看了錢塘潮。還結交了朋友，聽到了一首好詩詞，大家都很滿意。
徐至摩提議衆人先看夜潮，看完後開船到他老家硖石住上一晚，第二天一早到錦霞館吃羊肉面，再去俞橋看楓葉。
錢塘夜潮很有名，不僅是看，重點是聽，就像是聽一首氣勢磅礴的交響曲一樣。
但在這樣的天氣，夜晚會很冷。任叔勇和陳衡浙夫妻二人執意要回上海。
林子軒也想回去，卻被徐至摩挽留，于是，一撥人回上海，另一撥人返回了杭州。
晚上的時候，衆人在西湖旁的老字号樓外樓吃了一頓大閘蟹。
吃蟹是一個講究活，汪精爲因爲不怎麽精通而被徐至摩譏笑爲外行，他也不生氣。
此人很能飲酒，一個人喝大半瓶白酒毫無醉意，席間衆人談天說地，好不熱鬧。
談論最多的還是詩歌的話題，大家又把林子軒的那首詞點評一番。
徐至摩喝的有些微醺，說起了他在英國的遊曆。
并把英國的社會精英推崇林子軒的事情說了出來，甚至提到美國詩人艾略特寫作詩歌的靈感來自于林子軒的詩作。
艾略特的《荒原》已經發表了一年的時間，在歐美詩壇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文學評論界對《荒原》的解讀層出不窮，認爲這是這個時代最好的詩歌之一。
艾略特因此名聲大振，成爲西方象征主義詩歌的代表人物。
但在中國，艾略特還不爲人所知，隻出現在文學雜志中一些介紹性的文章上。
《文學周報》 1923年8月27日的“幾個消息”中談到英國新辦的雜志《阿得爾非》時，提到艾略特爲該雜志的撰稿人之一，除此并無過多評價。
1927年12月《小說月報》第18卷第12号刊載朱自青翻譯時任清華大學教授的傑姆遜的《純粹的詩》，譯文中提到艾略特的名字。
真正讓艾略特在中國聲名鵲起的是在三十年代。
1934年4月，葉公朝在《清華學報》第9卷第2期上發表《愛略特的詩》，這是中國最早系統評述艾略特的論文。
1937年，清華才女趙羅蕤第一個将艾略特的長詩《荒原》譯成中文。
所以，在座的人對于艾略特這個人沒什麽印象，隻知道有位外國詩人喜歡林子軒的詩歌。
林子軒也不可能告訴他們艾略特在世界文壇的地位，以後還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樣有點自吹自擂的嫌疑。
所以他隻能什麽也不說。
等着吧，等到幾年後艾略特的詩歌傳入中國，有你們驚訝的時候。
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在這個時代，中國文壇和世界文壇之間的隔閡，中國人迫切的想要朝外看，了解整個世界，不過這需要時間。
在座的學者雖然不知道艾略特是誰，但從徐至摩的講述中知道了林子軒在英國很受追捧，加上林子軒在美國文壇的影響力，讓他們對林子軒有了一個更深的認識。
說林子軒是享譽世界的文學家并不爲過。
後來，他們還談到了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話題。
按照徐至摩從梁啓朝那裏得到的消息，明年泰戈爾可能會到中國訪問。
泰戈爾在1913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在世界文壇有着不小的影響力。
1920年，蔡元賠等教育界人士向泰戈爾發出了訪華的邀請，當時泰戈爾正忙于國際大學的籌辦和在歐美的訪問，沒有能成行。
1922年冬季，梁啓朝領導的講學社又邀請泰戈爾來中國訪問。
泰戈爾接到邀請後很高興，決定于1923年8月前往中國訪問，可是，泰戈爾這時候的身體狀況不太好，因此将訪問的日期推遲到第二年的春天。(未 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