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而言,複興社在上海屬于後來者,現在卻要跟先前的勢力争地盤、搶利益,哪有那麽容易的事?
複興社的确有一套現成的體系,但那是專門對付日本人的,淞滬警備司令部和上海特别行動大隊可不管這些,人家是要看好自己的地盤。
對付日本人是一個燙手的山芋,大家都不想沾手,所以原來的藍衣社做這個活兒,大家都樂意旁觀,哪怕給些支援都願意。
但是回到對付共-黨地下黨組織上,這些人可就不會再現君子風度了,自己的利益怎麽能拱手讓給别人?
翁百齡也是頭疼,他想要加大對地下黨組織的偵破工作,也不是心血來潮,更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上面在施壓。
他在接手這個分社社長時,專門被叫到南京去接受了訓話。
校長不高興,事情很嚴重。
自從藍衣社大張旗鼓成立以來,一樁偵破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戰績都沒有,撤換康澤上海分社社長的職務,某種程度上也是變相懲罰。
藍衣社的确在對付日本人方面有顯著的功績,但是校長認爲日本人的威脅不是當務之急,當務之急就是要清除共-産-黨在各大城市的地下組織。
其實也不隻藍衣社這裏沒有戰績,就是淞滬警備司令部和特别行動大隊也交了白卷。
最近幾個月,上海似乎已經沒有共-産-黨地下組織存在了,這正常嗎?
不正常,一定是中-共地下黨組織隐秘戰術更高明了,這就更危險了。
校長心緒難平,跟共-産-黨鬥了五六年,他心裏很明白,共-産-黨不可能放棄上海,沒有發現他們的存在,不過是手下無能。
翁百齡在南京立了軍令狀,三個月内見成效,一年之内立大功。
回到上海後,翁百齡苦苦尋思了幾天也沒個結果,不得已才想路鳴發出求援信号。
翁百齡原本是想讓路鳴拿出一套現成的方案來,先前對付日本人時,路鳴思路十分活躍,拿出的行動方案行之有效。
不過他還不夠了解路鳴,如果他知道路鳴的性格,就不會約路鳴吃這頓晚飯了,還不如打開天窗說亮話,一問一答就完事了。
因爲這注定是萬綠叢中不見紅,竹籃打水一場空。
路鳴并沒有明顯的親共行爲,但是他反對黨派之争,反對兄弟之間的手足相殘,這個态度他從不隐瞞,先前跟鄧文儀和康澤都表達過。
對于兩黨的正義與非正義,路鳴并沒有做過認真仔細的分析。
他對共-産-黨知之甚少,隻知道他們是爲了信仰不惜獻身的殉道者,是一群甘于爲民衆受苦的苦行僧。
路鳴對蘇聯共-産-黨的情況了解得多一些,安德烈和彼得向他灌輸了幾個月的理論,向他展示過蘇聯取得偉大成就的圖片。
但彼得和安德烈有一個觀點讓路鳴感到意外,他們似乎并不認爲中國共-産-黨是跟蘇聯共-産-黨是一樣的組織。
他們認爲中國共-産-黨不肯接受蘇聯的成功經驗,拒絕走城市暴動的道路,路子已經走偏了,根本成不了大氣候。
“路長官,宣布就職那天您已經表态支持我了,這件事您一定得幫幫兄弟啊。”翁百齡語氣中帶着幾分懇求。
“翁社長,光我一個人也成不了大事,咱們還是要群策群力,和各級幹部們一起商議出一個可行的方案來。”路鳴推诿道。
翁百齡見話已經說到這份上了,也沒法再強求了,隻好作罷。
他倒是不認爲路鳴有意推诿,也明白共-産-黨的地下組織比日本人難對付多了,先前幾次的重大破獲都屬于運氣好,抓到了地下黨的重要人物。
偏巧這個重要人物又是個軟骨頭,貪圖發财享受,上海特别行動大隊因此立了一大功,把上海和附近幾個城市的地下黨組織連根拔起。
這種好運氣可不是随時都有的,藍衣社建立以後,他們也抓到過兩個中-共地下黨嫌犯,但卻沒有得到任何口供。
這兩人已經不能用硬骨頭來形容了,簡直就像斯大林所說的,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軀體。
兩人吃完飯就分開了,名義上是翁百齡請客,卻是路鳴付賬,翁百齡也沒争這個,就連他的薪水都是路鳴發放的,這點小錢還有什麽好争的呢。
路鳴沒有回自己的寓所,而是去了盛有德那裏。
他不肯放棄自己的想法,還在做最後的努力,想法爲這次行動的人員找出一條安全的撤離路線。
蔣先生交給他這個任務,他也沒瞞着盛有德,不過除了盛有德之外,就連慕儀和紫苑都不知道。
他知道在老謀深算這方面,他跟盛有德相比,連小學生都不如,充其量不過是幼兒園的孩子。
盛有德聽了路鳴對這件事的全面介紹後,沉默了很久,他也想不出什麽高明的辦法來破解這道難題。
盛有德明确表示,他不贊同搞刺殺行動,他認爲跟日本人的較量是長期的,而且是在更高層面上的較量,搞這種報複活動的确能出一口氣,但是對改變中日力量對比,發揮不了任何作用。
用鮮活的生命去換取日本重要人物的人頭,盛有德認爲不值得,也太殘酷了。不要說殺掉幾個日本高官,就是真的刺殺了日本天皇又能怎麽樣?
日本人可以再立一個天皇。
刺殺行動如果成功,對提振中國人的反日士氣的确有一些作用,但是也不必過高估計。
盛有德屬于英派人物,在心底裏反對一切恐怖行爲,不管是刺殺敵方首腦,還是針對特殊人群搞爆炸行動,這都屬于犯罪行爲,拿不上台面。
路鳴雖然接受的是英美教育,但是在對付日本人方面,倒是不迂腐。
他認爲隻要能殺一個日本高官,适當做出些犧牲也是值得的,但明确去送死,他也無法接受。
路鳴所能接受的付出當然包括人力和物力,但絕不是用鮮活的生命去當祭品。
路鳴最開始的想法不是在公園搞爆炸案,而是在公園的入口處設置埋伏,在日本人慶祝活動結束後進行刺殺。
行動人員可以藏在幾輛汽車上,等日本軍界和外交界的高官從公園出來,行動人員閃電般現身,使用大火力沖鋒槍進行刺殺。
這個方案随後被他自己否決了,因爲他了解到,慶祝活動那天,在公園的入口處隻許停放領事館和日本将領的汽車,其他的汽車一概不許停留。
那天跟謙田在公園見面,還發現日本人在搭建瞭望台,在公園入口處藏身的難度就更大了。
後來他還進一步了解到,日本人的安保措施非常周密,高官出來後,憲兵會組成人牆,護送他們上車。
如果行動人員阻擊開槍,會形成互射,也隻能殺死殺傷一些憲兵,根本傷害不到那些高官和将領。
行動人員要想撤離,就不宜長時間開火對峙,一旦射完槍裏的子彈,必須馬上開車逃逸,以免遭到圍剿。
在公園的入口不行,路鳴又想到在他們回去的路上使用障礙攔截,然後行動人員用槍支掃射高官的車輛,打死一個算一個。
這個想法在安恭根彙報給金九後被否決了。
金九對付日本人有着豐富的經驗,他立即讓安恭根轉告路鳴,日本高官和将領乘坐的車輛都是防彈的,沖鋒槍子彈根本打不穿車輛的裝甲。
路鳴也算服氣了,小日本的确是精明過人,做事環環相扣,步步爲營。
在防止有人刺殺他們的官員這方面,做到了滴水不漏的地步,幾乎把所有漏洞都堵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