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談不上“我在暗、敵在明”了。

“二次長州征伐”之後，日本各派力量——不論“倒幕”還是“佐幕”——對中國介入日本的内部紛争，都有了高度的心理預期，幕府固然因此有恃無恐，本願寺、倒幕派、薩摩藩起事之前，對此也不會沒有相關的預案。

最大的“預案”，就是同關卓凡“英雄所見略同”，挑一個他騰不出手來的空兒，向幕府發難，叫他望東洋而興歎，然後，逼他接受既成事實。

上一次，是我打了日本人一個手忙腳亂，這一次，是日本人打了我一個手忙腳亂。

上一次，對于橫空出世的軒軍，日本人還懵懵懂懂，這一次呢？

這個時代的日本，長州、薩摩等倒幕維新派，對于危機的反應，是異常迅速的，這方面，全世界範圍内，大約都無出其右者，長州是沒有機會“反應”了，而薩摩，這幾年來，在進一步拼命“深化改革”的同時，一定下了死力氣，緊緊盯着大海對面的中國人，尤其是關卓凡和他的軒軍。

關卓凡不曉得大久保利通等人對自己的研究和了解到了一個什麽程度，但是，他可以肯定，“二次長州征伐”日本人對陣軒軍時的手足無措，是絕不會再重演的了！

原時空，“戊辰戰争”是一八六八年的事兒，是年，幕府倒台，明治維新開始，本時空……靠！今年就是一八六八年啊！就是戊辰年啊！

難道，曆史的大勢，真的是浩浩湯湯，無可與逆？

我……不服氣！

關卓凡重重的透了口氣。

事實上，雖然頗有手足失措之感，但是，關卓凡對于薩摩的發難，其實是有心理預期的，并非太過意外。

“二次長州征伐”，雖勉強達到了“階段性戰略目的”，可是，距對日的“終極戰略目的”——肢解日本、行“日版七塊論”，還有相當的距離，其中，薩摩藩全身而退，毫發無傷，尤爲遺憾。

幕府渾渾噩噩，沒有自我革命的可能；“四強藩”之中，長州已經覆沒，土佐、肥前不足爲慮，真正的心腹之患，隻有一個薩摩——這一層，關卓凡是非常清楚的。

這幾年來，薩摩銳意革新，眼看着它一天比一天強大，雖是隔岸觀火，亦足令人心驚。

關卓凡曾經很認真的想過，要不要再打一次日本，來一次“薩摩征伐”？

不過，這必須得到幕府的配合。

而幕府對“薩摩征伐”的态度非常消極。

一來，幕府不以爲薩摩是他的“心腹之患”。

幕府、薩摩之間，鬧的最不愉快的一次，就是“乾門之變”了，不過，即便“乾門之變”，也隻好算是“龃龉”，雙方并未真正破臉，同長州擺明車馬的豎起反旗，是很不一樣的——之前不是說過了嗎，“一次長州征伐”的時候，薩摩還幫着幕府怼長州呢！

另外，幕府德川氏、薩摩島津氏，兩家世代聯姻，先前，第十一代将軍德川家齊的禦台所廣大院，便是第二十五代薩摩藩主島津重豪之女；如今的天璋院——第十三代将軍德川家定的禦台所，後世曰笃姬者，和櫻天皇的婆婆——也是出自島津氏。

禦台所，幕府将軍之正妻也。

島津氏、德川氏，其實血胤相連。

德川慶喜表示，島津久光這個人，俺還是了解的，并非一定非要和幕府過不去，更不見得有取俺而代之的念頭，他的目的隻是“公武合體”——隻要薩摩藩能夠在朝廷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就心滿意足了。

當然啦，這“一席之地”，愈大愈好。

俺請他進了“參預會議”，入直朝廷中樞，參與決策國家大政方針，他還能有啥不滿足的？

至于“乾門之變”嘛——

後來，島津久光托人向德川慶喜遞話，刻意用了一種很輕松的的語氣：

什麽“乾門之變”？不過就是薩摩藩和會津藩“争風吃醋”罷了！松平氏是德川氏的同宗，島津氏卻是德川氏的“外戚”，其實，都是德川氏的“自己人”啊！

将軍大人，你要一碗水端平哦！

京都的皇宮，一向由松平氏的會津藩負責守衛，薩摩藩要争的，就是會津藩的這個皇宮的守衛權，薩、會的沖突，在皇宮乾門前展開，謂之“乾門之變”。

德川慶喜明明曉得島津久光說的是便宜話，不過，聽在耳中，卻是挺舒坦的，或許，事情确實是他說的那麽一回事兒？

幕、薩兩家的關系，實在并未到破臉的地步，“薩摩征伐”？算了吧！

二來，“征伐”什麽鬼的，實在太花錢了！

兩次“長州征伐”花費無數，财務上，幕府其實已經是一個破産的狀态了，欠下的一大屁股債，還不曉得猴年馬月才能還清，又來一次“薩摩征伐”？

别搞我了！

打薩摩，軍事上，幕府的作用是有限的——不拖後腿就不錯了；幕府的價值主要在政治上，德川慶喜這樣一個态度，關卓凡若一定要打薩摩，就隻能另尋由頭了。

當然，這個由頭并不是尋不着，事實上，關卓凡都想好了：拿琉球說事兒。

明萬曆三十七年，即一六零九年，薩摩藩大舉侵掠琉球，攻占琉球王城首裏之後，大掠七日，一切能夠搬動的财物，統統裝船運走；并将琉球國王尚甯等百餘人俘至鹿兒島。

兩年之後，尚甯被迫簽訂《掟十五條》，承認薩摩對琉球的控制，同時将奄美五島——喜界島、德之島、奄美大島、沖永良部島和與論島——劃歸薩摩藩直轄，這才被釋生還。

此外，琉球還被迫遣使“上江戶”——即谒見幕府将軍。

此後，島津氏成爲琉球對外貿易的實際掌控者，琉球從此進入“一國兩屬”時期，即：同時成爲中國和日本的屬國，同時向中國和日本納貢。

明崇祯五年，即一六三二年，島津氏在琉球那霸設立“在番奉行”，以監視琉球内政，監督貿易和進貢，進一步加強了對琉球的控制。

這筆賬，姓島津的，咱們好好兒的算一算！

打算的滿好，可問題是，關卓凡的清單上，擺在打薩摩的前頭的，還有兩件更重要的事情：

一是将帝國的最高權力從他的兩位禦姐的手上奪了過來。

二是打法國。

事情得一件一件的辦，不可能前後左右，同時開弓。

奪取最高權力這事兒就不說了，至于打法國——

同樣是對外戰争，打法國緊要些，還是打薩摩緊要些？

緊要——兩層含義，一個是“重要”，一個是“緊迫”。

擺來擺去，不論“重要”，還是“緊迫”，打法國，都擺在了打薩摩的前頭。

打法國的重要性，宣戰诏書已經說了，什麽“非淬火不能成鋼”，什麽“淬火之役”，雲雲，這些話，雖然是“宣傳用語”，但也算實在話，确實是“中國非有此一戰，不能爲東方巨擘，比肩泰西諸強，屹立世界之林”。

不打敗第一流的強國，你就永遠成不了第一流的強國。

這一仗打赢了，中國的戰略環境，将得到徹底的改觀；同時，巨額的戰争賠償，将大大充實中國的荷包，使關卓凡更有底氣去進一步推行大規模的工業化；至于地緣政治上的其他好處，譬如，對越南行使實質性的宗主權，乃至将之“西藏化”，就更加不在話下了。

這一仗打赢了，關卓凡手中的最高權力，就再也無人可以動搖了。

而打薩摩的重要性，本時空，全世界隻有關君卓凡一人曉得。

事實上，當初跑到日本打“長逆”，朝野上下，就有不少不以爲然的：日本又不是中國的屬國，哪個上台、哪個下台，關俺們屁事啊？

而關卓凡擺出來的“長逆”上台之後将如何如何對中國不利的“證據”，也實在算不上什麽“實錘”，大部分人對之不過抱一個“姑妄聽之”的态度。

有人甚至在私下底說，打日本是典型的“擅開邊釁”，其實，是“西邊兒”拿日本人替她的相好刷功勳值呢！

當然，原話不是這麽措辭的——不過，就是這麽個意思啦。

就是說，關卓凡即便再來一次“薩摩征伐”，也還是刷不夠功勳值——不足以叫他手中的最高權力，磐石不移。

打法國就不同喽，那才是真正的“不世之功”！

從緊迫性上來說，對法國的戰争，一定要趕在一八七零年之前動手，原因很簡單：一定要搭普法戰争的順風車。

單獨對法作戰，并不是沒有取勝的把握，可是，這個“取勝”，是“大勝”、“小勝”甚或“慘勝”，就不好打包票了，一不小心打成了原時空那個模樣，關君卓凡可就算白穿越了。

還有，就算“大勝”——将法國人趕出了越南，叫關卓凡流口水的戰争賠款，也一定是拿不到手的；而且，也無法保證，法國人不會輸紅了眼，咽不下這口氣，回過頭來找場子，如是，戰禍連結，不知伊于胡底？

而打薩摩的“緊迫”，是“不定時”的——薩摩的麻煩，可能明天就爆出來，也可能十年八年還不爆。

所以，還是先打法國吧！

好吧，不管怎麽說，打法國不可能半途而廢，而薩摩的麻煩也已爆了出來，事實擺在面前，就别再瞎抱怨了，接受這個挑戰吧！

大久保利通之流的如意算盤，打的是夠響，可是，我關君卓凡難道就是吃素的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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