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是楊榮，絕不會因爲一個偉大的構想，就頭腦發熱，那他絕不會是楊榮了，他曆仕四朝，其性警敏通達，善于察言觀色。在文淵閣治事三十載年，謀而能斷，老成持重，尤其擅長謀劃邊防事，務曾五次扈從出塞。成祖譽爲歲寒松柏，仁宗賜銀印，文稱”繩衍糾缪”，朝政得失準蓋此印密疏。并親寫”勿謂崇高而勿入，勿以有所從違而忽怠”一文與楊榮共勉。皇室對楊榮的優遇可謂隆厚，而他未因恃寵而驕矜，仍守其”事君有體，進谏有方”的本分，這一次次的成功，靠是他謀略、眼光、見識才走到今日，世人稱他自洪武至永樂，蓋文明極盛之時也，若建安楊公者，其可多得哉。聽其所言，觀其所存，信一代之偉人也。而公複以達政務，善應變，最爲上所親任，凡制馭遠方，饬師旅撫順讨逆，慮邊将有不能辦者，必命公往圖之，公決機發策，皆适其宜。
其學博，其理明，其才贍，其氣充，是以其言汪洋弘肆，變化開阖，而自合乎矩度之正，蓋沨沨乎盛傳於天下，得之者不啻，若南金拱璧，寶而蔵之，而今不可複得矣。他自問這話兒并非過分，即便是他敬重的楊士奇，也曾當着他的面贊他桓桓文敏，通才博識。遭際聖明，光奮于績。承明廷閣，著作之庭。以翺以翔，舒葉振英。北裔西垂，從狩萬裏。職典署文，亦兼知武。外蕃胸臆，帥垣弱強。重瞳屢顧，數奏惟明，這些贊揚，在他看來，并不爲過，事實上他一直也是這麽做的，擔得起這份贊揚，而這些贊揚，也讓他爲人更謹慎，處大事時無比做到對得起朝廷，對得起旁人對自己這份贊揚，也正是這份使然，才讓他一次又一次的詢問自己，他們這做的到底是不是對的？即便是對的，自己是不是還要精細一些呢？
本着這份心思，他将兩人這番話兒前前後後開始思索起來。
楊士奇與楊溥知道他性子，倒也不急，與楊溥一左一右坐在一旁，身後是一塊不太長的橫幅：“君子處其實，不處其華；治其内，不治其外。”這是楊士奇的手書，筆法勻衡瘦硬，追魏碑斬釘截鐵勢，點畫爽利挺秀，骨力遒勁，結體嚴緊，頗有大家風範，這話兒的含義倒也簡單，有修養有名望的人務求實際，而不圖外表好看；緻務于自身的修養鍛煉，而不計較自身以外之物。這是楊士奇大半輩子的真實寫照，當時寫出時候，楊榮、楊溥都大家贊揚，最後三人商議，便将這橫幅挂在了内閣，作爲警惕之言，時時提醒三人。
楊榮思索了一會兒，才有了些眉目，楊士奇、楊溥二人的謀劃談不上經天緯地，但的确是從大明實際出發，一旦形成，利在千秋，但兩人似忘記了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國人對商業的态度。
大明自tai祖出身淮佑布衣，從小父母兄長均死于瘟疫，孤苦無依，入皇覺寺(位于鳳陽城西門外)爲小沙彌，兼任清潔工、倉庫保管員、添油工。入寺不到二個月，因荒年寺租難收，寺主封倉遣散衆僧，朱重八隻得離鄉爲遊方僧。後于至正八年又回到皇覺寺。
因其友湯和（疑似）的一封信，參加了起義軍，并改名“朱元璋”意爲誅（朱）滅元朝的璋（璋，古代的一種玉器），從而走上了開創大明的道路，登基後有感于昔日的困苦，最恨兩種人，一種是貪官，一種是商人，對于貪官，曾洋言：“一旦自己當上皇帝，先殺盡天下貪官。這一點後來他登基皇位不食言，爲惜民命，犯官吏貪贓滿六十兩者，一律處死，決不寬貸。”并稱：從地方縣、府到中央六部和中書省，隻要是貪污，不管涉及到誰，決不心慈手軟，一查到底。這一點他的的确确做到了，第二種人就是商賈，對于這種人他是從骨子裏恨，認爲農民生産創造财富價值，而商人隻是從中漁利，所以登基之初年，就下谕旨，規定商人隻許穿布，不準穿綢紗。”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華糜，宜令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賒民之家不許衣錦繡”。這一點直接影響了大明商人的定位，商賈再有錢，也不過是一介賤民而已，即便是永樂後，這種風氣也沒改變過，楊士奇等人要将大明從對農業上的依賴，轉化爲農商并存的局面，首先要面臨不是行不行得通，而是從洪武年延續下來的風氣，若此等風氣不開，再好的構想隻怕也流于形式了。
有了這樣一番計較，他開始緩緩擡起頭看了兩人一眼，道：“事君有體，進谏有方，是我的原則。感情用事，懷着怒火進言，從而得到禍害，是我所不爲的。”。
楊士奇與楊溥點了點頭，這是楊榮的爲人準則，正是他有着清醒自我認識，圍觀三十載，所受的恩寵始終沒有隔閡。加上爲人性喜賓客，雖然顯貴也仍舊非常随和，所以士人多歸向他。有人認爲楊榮處理國家大事，不愧唐代的姚崇，而他不拘小節的個性，也頗像姚崇。一直楊士奇、楊溥所敬佩。
“開海禁，下西洋從而帶動商業，此等構想倒也可爲，隻是這tai祖爺重農抑商的風氣，隻怕難以打開啊？“楊榮有些擔心道，他看得出，楊士奇、楊溥于扭轉大明過于依賴農業這件事上，是下了必做的決心，之所以坐在這裏與自己唠叨，一來是對自己的尊重，二來也延續了多年的習慣，三來也是想從自己這裏聽到不同的意見，好加以改進，明白這一點，所以他也不含糊。
楊溥呵呵一笑道：“這個勉仁不用擔心，我朝洪武爺雖以布衣之身得了這天下，骨子裏不免惱恨商賈，但與商業的價值是有充分的認識的，并給予了較高程度地肯定性評價。這一基本态度貫穿于他整個政治、軍事生涯。在争奪天下的過程中，他就認識到發展商業對增強國力的重要。他說：“來遠人在乎修政，裕國用貴乎通财。”認爲，隻有“懋遷之利流轉不窮”，才能“軍用給足”。這一點他在争奪天下時，已經親自領教過，若不然也不會對江浙一帶百姓支持張士誠耿耿于懷了，說到底還是對張士誠有江浙商賈支持的羨慕。
建立大明後，這一點表現的更爲明顯，他認爲，士農工商四民缺一不可，隻有四民各安其業，才能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洪武十九年，在下達給戶部的敕書中說：“古先哲王之時，其民有四，曰士農工商，皆專其業，所以國無遊民，人安物阜而緻治雍雍也。朕有天下，務俾農盡力畎畝，士笃于仁義，商賈以通有無，工技專于藝業。所以然者，蓋欲各安其生也。然農或怠于耕作，士或隳于修行，工商或流于遊惰，豈朕不能申明舊章而緻欤？抑污染胡俗尚未革欤？然則丨，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興也！爾戶部即榜谕天下，其令四民務在各守其業。”在這份敕書中相當明确地闡明，商與士農工一樣，是重要的社會構成之一，雖各有不同的社會職能，但同是社會财富的創造者。要民食足，教化興，必須發揮商業的應有作用。并對“農或怠于耕作，士或隳于修行，工商或流于遊惰”的現狀感到深深地憂慮，要戶部官員急加整頓。
他在“禦制到任須知”中還說：“民有常産則有常心，士農工商各居一業，自不爲非。”商業在社會安定方面也有一定的功效。可以說，tai祖雖重農抑商，打擊的隻不過是富商和地主。他并不想創造一個均貧富的新世界，但他拒絕在自己的國家裏出現大幅度的貧富分化，因爲那将意味着大量的小農失去家園，失去厭惡社會波動的特性，而轉變爲對社會波動具有狂熱追求的流民，曾經作過很長時間流民的朱元璋，對此實在是再熟悉不過了，這才有了對商人的種種限制，但并非趕盡殺絕，經過這麽多年淡化，昔日的那股風氣早已變得不是那麽回事，要不然這天下商家那來那麽多啊。
楊士奇這時也道：“洪武爺雖對商賈有所甄别，但比起前朝我朝還算輕的，秦代，把商人與罪犯同列，看作一類人：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明郡、南海，以谪遣戍。”漢代，除了不許商人乘車、做官外，“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不能購買土地，“敢犯令，這些在我朝可是沒有的，昔日洪武爺看（《韓非子·五蠹》）時，對韓非這麽一個法家人物，竟會認爲商賈是毒瘤感到好笑，他說：“昔漢制，商賈技藝毋得衣錦繡乘馬，朕審之久矣，未審漢君之本意如何？《中庸》曰：‘來百工也’。又古者曰中而市，是皆不可無也，況商賈之士，皆人民也，而乃賤之，漢君之制意，朕所不知也。“認爲，商賈之士不可無，不能賤視之。洪武爺對商還是重視的，風氣其實早開了，不過迫于海禁沒開，沒趙宋王朝那麽興盛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