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得朝廷的報紙發行量十分有限，而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年代，少量的報紙，自是先滿足朝廷官員，以及地主豪門了，至于百姓一來，他們沒有這個要求，二來，聖人的教誨也有莫大的作用，愚民好官吏，無知勝有知，基于重重原因，報紙到底要不要面向民間成了一個争論的話題。
最終楊峥以報紙面向民間的重重好處成功的說服了内閣，從而讓這份報紙達到了不僅朝廷官員，士大夫，就是尋常百姓都可以看，當然了，有一個前提，看報紙可以，需要銀子，這也是楊峥能說動内閣，獲得戶部，甚至是宣宗的支持最大的原因之一了。
事實上，無需楊峥多說，随着這些年的發展，不僅僅是皇帝，内閣戶部主意到了這個趨勢，就是尋常的士大夫也看到了這一點，在科技技術日益發展的情況下，往日制作十分艱難的報紙，勢必會變得越來越容易，發行量也會越來越多，而百姓因爲日子慢慢好過，在物質上的追求滿足後，必然會向着精神上追求了這也是爲何京城這些年，說書的一日比一日發達，比起他們重複前人的故事，那麽日日更新的趣事，新聞，優美文章、科技更有市場了，況且比起聽書的層次不齊，由朝廷權威的翰林院來寫文章，似是好更好一些。
基于種種便利，朝廷才答應出了第一筆資金，籌辦了《大明士林報》，第一份報紙有楊大人親自執筆，親自排版，甚至《大明士林報》五個大字，都是出自他之手，在經過半個月醞釀而出的《大明士林報》，一經發行立即就搶奪一空，上至帝王，下至尋常百姓對這份報紙表現十分滿意，紛紛呼籲這樣的報紙能發現更多一些。
良好的開端，頓時讓滿朝文武百官對這份報紙注入了期望，紛紛給予支持宣傳，使得短短半年的功夫，《大明士林報》徹底在京城站住了腳，俨然有取代邸報的勢頭。
但這種勢頭并沒有維持多久，最初的道德文章，政務評論，以及名人趣事，詩詞歌賦，海航趣聞，科技博覽紛紛出現拖稿、重複的現象，讓花錢訂了報紙的豪門、地主，百姓大感不滿，不少好事的讀書人，則是以詩詞宣洩不滿，愣是讓《大明士林報》成了一個人人喊罵的報紙了。
如此結果，出乎楊峥的意料之外，最後經過逐步調查，才得知《大明士林報》在預熱的半年後，制作上開始出現了以次充好的弊端，同時朝廷名家，官員白日忙于自己事物，難有閑情逸緻爲尋常百姓寫各種妙筆生花的文章，一來二去，往日答應寫文章的名家，官員慢慢變少，縱然還在寫的，也不過是出于應付，最離譜的是那些科技文章，許多竟是前朝文章的複制品，詩詞歌賦就更不用說了，種種弊端，讓百姓感覺受到了欺騙，才不過幾個月的功夫，花錢看報的數量就少得可憐……？在這一番徹查後，楊峥總結出了最有力的結論——報紙的動力？“
《大明士林報》的各路文章來自當今大家和當朝頗有文名的官員，翰林才子，偶爾有些讀書人的文章，但一來這些都是朝廷要員，平日裏事情多，處理了一天的公務，已累得夠嗆，再寫這種不計報酬的文章，自是應付了事，一來二去，文章的質量可想而知了，爲了不讓自己的一番心血就此葬送，楊峥做出了一番改革。
首先是在結構上，《大明士林報》必須形成獨立的機構，也就說他雖屬于朝廷，但辦理報紙卻獨立朝廷之外，除了不觸犯朝廷律法，政令之外，朝廷不可幹涉，每年給朝廷的銀子，以盈利後多少來取，楊峥定下的是四六，朝廷四，《大明士林報》爲六，其次在報紙的操作上，文章來源不再局限與朝廷官員，當今名家，士農工商，甚至是青樓女子，隻要寫出的文章夠好就可刊用！最後一點，所用文章，不再是毫無酬勞，而是一字十文錢。“
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巨大的轟動，先不說前面的士農工商可以發表文章，單是最後一條足以讓任何人心動，在這個文章寫得再好，沒有任何酬勞的年代，楊峥的一字十文錢，無疑是一個驚雷，吸引了無數的讀書人一展身手。
事實上楊峥敢于做出這樣驚天地，泣鬼神的變革，并非憑空想出來的，完全是在于潤筆費的基礎上，加以改進的。
”潤筆”一詞典出《隋書˙卷三十八˙鄭譯傳》∶”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書，高颎戲謂譯曰：'筆幹'。”譯荅曰：'出爲方嶽，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
鄭譯是隋文帝的開國功臣之一，官至上柱國。後來鄭譯遭彈劾貪贓納賄、疏于職守及不孝順母親，因此遭到貶官。不久，隋文帝因感念鄭譯與他同生共死，建立了隋朝，所以就想将鄭譯召回。于是，隋文帝就命令内史令李德林草拟诏書恢複鄭譯的爵位，丞相高颎就開玩笑的對鄭譯說∶”筆幹了。”鄭譯則答說∶”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因此，後人就将給付作詩文書畫之人的酬勞稱爲”潤筆”了。
而，“潤筆錢”，則在晉宋之時才出現。唐人叫”義取”，明人曰”利市”，更有雅士恥于金錢之說，叫”阿堵物”(那個東西)，說白了那個東西就是金錢。
唐朝，是曆史上潤筆費最高的時期。白樂天有個好友叫元徽之，兩個人是生死之交。後來徽之得了重病，就要死了，就托樂天爲他寫個墓志銘，所給潤筆包括車馬、绫帛、銀鞍、玉帶等等，價值七十六萬金，這在曆史上也算是個天文數字的潤筆。白樂天推辭不掉，也收了，後來全部捐給了香山寺，替元徽之做了功德。在這個富裕的時代，人們出手大方，不惜重金去獲得在中國文學史上星光燦爛的明星們的作品，自然也就造就了一批文人富豪。
王勃，名列初唐四傑之首的王勃，他很善于寫文章，不但寫得快，而且文辭華麗。請他代筆寫文章的人有很多，因此，他家裏”金帛盈積”
李邕，他不但文章寫得好，書法也一流，朝廷中的達官貴人和各地寺廟，紛紛拿着金錢請他寫文章。李邕一生，這類文章寫過數百篇，”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杜甫有詩描寫李邕家的豪華奢侈：”幹谒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鈎，麒麟織成罽(毯子一類東西)。紫骝随劍幾，義取無虛歲。”《新唐書》本傳上說，當時大家公認，自古以來，因爲寫文章獲得錢财之多，沒有人可以比得上李邕。
韓愈是文章高手，很多人找他寫墓志銘，他的”谀墓”收入很豐厚。韓愈寫了一篇《平淮西碑》，唐憲宗将這文章的一塊石刻賞賜給韓弘，韓弘就饋贈韓愈五百匹絹。韓愈寫了《王用碑》，王用的兒子饋贈韓愈一匹帶鞍的寶馬和一條白玉帶。韓愈生前好友劉禹錫在他去世後寫的悼文中這樣寫道：”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辇金如山。”
皇甫湜爲裴度寫了《福先寺碑》，裴度贈送給他車馬缯采已經很多，但是皇甫湜仍然很不滿意，說：”碑文三千字，每個字三匹缣，給得也太少了！”裴度于是笑着送給他九千匹絹。
除了這些人之外，顔真卿、柳公權、歐陽詢、蕭俛、韋貫之、白居易等人都得到過不少的潤筆。其中白居易的詩歌遠銷朝鮮，朝鮮商人曾拿着賣高麗參所得的錢向白居易購買詩歌新作。唐朝尤其是唐文宗李昂朝，長安城裏盛行找作文高手撰寫碑文墓志銘，俨然形成了一個熱鬧的市場。一旦有達官貴人死去，他們的家門口就跟鬧市一般，人們高聲喊叫，争着要購買碑文墓志銘，不管死者家屬是否願意接受，足見潤筆費之高了。
到了宋代，這種風氣愈演愈烈。宋太宗爲了獎勵宮廷詩人，設筆專款”潤筆錢”，并”降诏刻石於舍人院”。在宋代官俸較薄的狀況下，皇家有此之設，文人真是受益不淺，以此發财的文人不在少數，如翰林學士孫捵寫《進李太後赦文》，宋仁宗讀後”感泣彌月c鞔橢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赍之”。皇帝要秘書寫公文尚有恩賜，則臣下例有饋贈更不待言h绫彼蚊臣寇準拜相時，楊?字大年)撰寫制書，其中稱寇準”能斷大事，不拘小節”，寇準認爲”正得我胸中事”，于是給作者”例外贈百金。”費用之高，讓人咋舌了。
到了本朝，明tai祖朱元璋出身布衣，其殺伐手段，非宋代皇帝可比，不要說是些點文章，那點潤筆費，就是官員的俸祿也都算得精精細細的，爲了防止官員撈取額外的外快，定下了貪污銀子，達到六十兩被殺頭是一定的，不過在殺掉之後，犯官的皮還要被剝下來，裝上草做成草人，放官府門前的“皮場廟”示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