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利是個好東西，但也要看誰去用、怎麽用。

同樣的一種情況，從前在康王趙構南下的時候也曾遇上過商人陰奉陽違、不願服從趙構命令的事。

趙構當時是怎麽做的呢？他的做法簡單、粗暴，是在汪伯彥的唆使下直接一道聖旨就把那個商人給逮了起來，然後押到借口“咔嚓”一刀來了個滿門抄斬。

将那些商人滿門抄斬之後，事實上趙構并未完全得到那些商人的錢财以填補他南朝國庫的空虛，隻得到了最多一半而已。

爲什麽會是隻得到了一半呢？汪伯彥之下的南朝各級參與查辦商人抗旨案的人層層造假、層層抽剝是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商人都很精明、早有防備。早在康王沒跟他們翻臉的時候，那些商人就已經秉承“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裏”的思想，将很多财産極其隐秘地轉移到了北朝地面上。

所以當初趙構是廢了九牛二虎之力，卻隻得到了九牛一毛。白白背負上一個任用奸佞殺商人的惡名，最終實際上是得到的遠不及付出的多。

甚至到了後來，因爲那些商人被滿門抄斬、産業倒閉所産生的大批手藝人爲主的失業流民，在商人被殺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成了南朝境内最不穩定的因素。

有的手藝人北上投奔了劉行爲首的北朝大軍，成了軍中的匠作新銳。有的手藝人投入會黨，後來也變成了推翻南朝統治的生力軍。

還有一些相對性情溫和的接受了康王的招募，但卻大多數變成了一群隻拿錢、隻出力氣卻不出智商的行屍走肉、寄生蟲……

趙構用人不明、自己也昏聩狹隘，劉行當然不會去效仿他做那種蠢事。

本身具有商人的屬性，讓劉行的做法完全是一種以商治商的體現，這反而收到了趙構當初求之不得的效果。

當山西布政使在劉行密令下完成既送棗子又撒鹽這一套做法沒幾天後，那兩家唱反調的商社就真的爆發了中小股權人聯名申請開股東會、會上集體反對最大股權人，最終将那最大股權人從決策人位置上趕下去的事。

失去決策權，最大股權人難道就不會撤資嗎？

按正常來說最大股權人有權撤資，可惜的是在劉行明确地“以商治商”思想主導下的這次打擊不忠奸商行動中，山西布政使在撒鹽的時候其實已經另外給那兩個最大股權人設置好了退路上的路障。

什麽路障呢？山西布政使在那些中小股東發起股東大會的當天突然頒下一道政令：晉省之内，超萬元非自流股權轉讓将最高征收五成之稅。凡拆股額度超萬元者皆須先報府商會、再逐級報至大宋總商會。

經戶部、通商部與總商會核準方可拆股撤資。否則将視爲擾亂商秩、以資本禍亂晉省而查沒财産、嚴懲不貸。

五成的稅務、先斷掉了那兩個最大股權人轉讓的退路。想拆股撤資，那就慢慢地去一級級上報、一層層等着核準與審批吧？不等上個三年五載，絕對批不下來，這又堵住了兩個最大股權人自主撤資的退路。

那兩個最大股權人都是商海起伏許多年的人，當山西布政使這一道政令發出後，他們頓時猜出了這整件事的幕後真正在操縱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掌握着商政兩屆至高權威與權力的劉行。

當年河東大地上瘋傳的“鬼面王”把西夏滅了、把女真人打得現在隻能等死，又把康王趕下了大海、還跑到雪域高原滅了吐蕃。

面對這樣一個對手，那兩個最大股權人很快選擇了投降。

他們不再反對劉行讓其兩大商社作爲首批公開募股試點商社的事，相反、兩個人竟然一起主動找到了山西布政使做出了一副“幡然悔悟”、“知錯就改”，異常虔誠的表現，轉而變成了堅定支持公開募股的人……

那兩個敢于唱反調的家夥投降了，劉行也不想将他們一棍子打死。既爲商、既知商人之苦，劉行很快又給山西布政使發了一道密令：暗助二人改組其社、重掌決策，以董事會形式整組該社，保今日之事他日不再輕易發生。

密令的同一個信封中，劉行還附帶着送去了一份詳細的改組建議規劃書。按照那個規劃書，劉行準備讓那兩家商社的體系徹底從現在的模式推進到與後世相近的模式中去。

董事會董事長作爲商社的法人，掌握該社的投資、資金最大決策權。其下設總辦，爲該社運營、經營、發展的決策人。再設監事會與監事長，掌握資本審計、監管資金流動等決策權。

這樣的規劃建議書一到了那兩個最大股權人的手上，他們再也沒有反對、反而欣然接受了。

爲何他們不反對而欣然接受呢？原因其實也很簡單。

他們對商社的最高決策權已經被中小股權人聯手奪走了，劉行的這份改組建議書一旦成真的話，至少他們還是最大的資金、資産與投資上的決策人，部分地收回了一些決策權、進而确保了其自身的利益。

至于分出去的權利，總辦是需要董事長提名、董事會集體通過才能任命的。在那兩個人看來，他們的提名權就等于是在幫助其在經營、運營與發展決策上先争取到了主動權。

提名個總辦，按照他們的意圖去辦事就能做長。想法隻要與他們産生了分歧、影響到了他們的利益，那麽二人随時可以召開董事會去罷免總辦、重新提名後改用聽話的人。

當然劉行做事永遠不可能隻爲某個人開心去做，監事會的出現讓二人也意識到了即便是日後公開募股、在汴京城的交易所裏開鑼将股票上市，兩家商社也将随時被監事會成員所挾制、所監管者，使他們失去了過去那種在商社中随時想拿就拿自由。

不過比起大決策權來，失去那點自由對于兩個商社的最大股權人而言算不上什麽了。

有舍才有得，很快地那兩人便重新召開了股東大會、正式開始推動起兩家商社向三權分立新商業體系革新的進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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