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後的五六十年，對于中國和世界恐怕都是頗爲重要的。公元前27年，屋大維建立了元首制。公元25年，劉秀開始了新王朝。從此，大漢變成了兩個：西漢，東漢。羅馬也是兩個：共和國，帝國。

兩漢兩羅馬，即此之謂。

此後，而且相差不到一百年，中國和羅馬都陷入分裂狀态。羅馬變成東西兩個帝國，中國則是南朝和北朝。南北朝之後的中國重歸一統，羅馬卻走上不歸之路。

如此鏡像，令人着迷。

羅馬跟中國确實很像，比如多神崇拜，信仰自由，甚至沒有信仰。中國的皇天上帝雖然掌握了天命和革命的終審權，平時卻并不直接插手人間事務。羅馬的諸神更是保護者而非裁判員。人的是非，神是不管的。

也就是說，中華和羅馬都是“人本”而非“神本”。唯其如此，他們才會一個發明了禮治，一個發明了法治。法治也好，禮治也罷，都是“人的自治”，沒有上帝同行。

所以，羅馬人跟中國人一樣，家族觀念強，重視親情倫理，相信君子協定，認爲無信義即無人倫。或者說，他們其實也有類似于“五常”的觀念。

這一點，在恺撒被刺事件中表現得十分明顯。

前面說過，布魯圖等人刺殺恺撒，是爲了阻止帝制、保衛共和。這在今天看來無疑是正義的，但在當時卻弄得人人喊打。倒不是共和制度不得人心，更不是變成帝國乃人心所向。他們成爲過街老鼠，僅僅因爲犯了衆怒。

爲什麽會犯衆怒呢？

鹽野七生《羅馬人的故事》指出了兩點。

第一，元老院全體議員曾集體宣誓，誓死保衛恺撒的人身安全。這種誓言在羅馬屬于最高等級：無須人質也無須擔保，卻具有公共效力。因爲宣誓人都是公衆人物，從來就視名譽如生命，不會也不敢背叛誓言。

第二，恺撒在羅馬被尊爲國父，有着父親般的神聖光環，遺囑中又交待要将遺産分贈羅馬公民。因此，對于羅馬人來說，布魯圖等宣過誓的人刺殺恺撒，就不但是背信棄義，而且是弑父弑君，是可忍孰不可忍！

難怪憤怒的民衆會把共和國的保衛者稱爲“弑父者”，一個個恨不得亮出複仇之劍。這種情感，中國人不難理解。《後漢書》說羅馬“有類中國”，看來也有道理。

中國與羅馬，确實具有可比性。

不過，我決定寫這本《兩漢兩羅馬》，卻并非僅僅因爲有這麽多看起來的相似和巧合，更因爲隻有漢代的中國人和古代的羅馬人，才第一次創造了世界性文明。

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亮點。

毫無疑問，文明從來就是相互影響的。埃及和西亞文明影響了希臘，希臘又影響了羅馬，也影響了北非、西亞和中亞。然而在希臘化時代，希臘本土是衰落的。文明的中心不在雅典，而在埃及的亞曆山大裏亞。

印度也一樣。最能代表印度文明特色的種姓制度和婆羅門教，影響力不出南亞次大陸。産生于恒河流域的佛教雖然傳播到了全世界，但在自己的文明圈内卻謙虛地退居二線，實際作用遠不如在異國他鄉。

兩漢兩羅馬就大不一樣。

羅馬與漢，都是在自己的鼎盛時期走向世界的。兩國都有強大的中央政權，治理着幾乎同樣大的疆域、同樣多的人民，也都依靠鐵馬金戈開疆辟土，并推行民族同化的政策，以此建立起世界性的文明圈。

留下的遺産同樣豐富。

漢的貢獻是爲中華帝國奠定了基礎。帝國制度雖然是秦始皇創立的，卻有着嚴重缺陷和緻命弱點。正是由于漢武帝及其繼承人的努力，這些問題才得到了解決，中華也才成爲世界上最典型和最穩定的帝國。

兩漢，是帝國制度的樣闆。

羅馬則爲現代國家提供了原型。實際上正如本書第三章所述，羅馬的政體設計确實精巧而高明：執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會，分别對應着君主制、貴族制（或寡頭制）和民主制，可謂集三種制度的優越性于一身。

當然，羅馬并非沒有問題。他們的問題是：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隻适用于小國寡民的城邦國家，變成超級大國以後就再難實行。此外，元老院的精英性質和奉獻精神沒有制度保障，執政者從任期一年的執政官變成終身制的皇帝，則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因此，隻要把人民民主由直選制改爲代議制，給執政者（無論他叫總統還是國家主席）一個合适的任期，再解決元老院的組成問題，幾乎就是最不壞的政體。

更重要的是，羅馬的共和精神和法治觀念，恰恰是現代文明最需要的。事實上，隻要堅持共和，堅持法治，則無論人民民主，抑或君主立憲，都是現代文明。

這就是羅馬的貢獻。

更何況，他們還貢獻了基督教，盡管基督教其實是羅馬帝國和羅馬文明的掘墓人。

這樣看，中華文明就有了别樣的意義。

中華文明的意義在于：一個如此幅員遼闊、人口衆多的多民族國家，沒有宗教信仰，也不靠血腥和暴力，卻能長時間維持統一，或在四分五裂和外族入侵後重建家園，維系文明數千年不中斷，這裏面難道沒有原因？

同樣，中華文明雖未中斷，卻在衰減，并逐漸失去世界性。相反，羅馬文明卻浴火重生，在文藝複興之後成爲西方現代文明的源頭之一。這裏面難道沒有奧秘？

當然有。

隻不過，弄清楚這奧秘，需要全球視野。

這就是我爲什麽要寫本書的原因，也就是本書爲什麽要從世界、曆史、制度、信仰和理念五個方面展開讨論的原因。現在期待的，是諸位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