樞紐：3000年的中國第六節西南-曆史穿越小說-小說王-台灣最大小說網

<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755f8e312e3d46738c24236a0a8141db_5">第六節西南</h3>

雪域山脈向東向南的延伸，形成一系列綿延的高山，高山之間是無數的河流，其中有一些屬亞洲最大的河流之列；這些山和谷的海拔都遠高于中原地帶，但明顯低于雪域。這片地區覆蓋了今天雲南、貴州、廣西的西部和北部以及部分四川地區，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西南地區，從地理空間上可以視作“贊米亞”<span class="mark" title="“贊米亞”地區，是從美國人類學家斯科特的著作中援引來的概念，它在藏緬語系中表示“邊遠的山地人”。贊米亞地區橫跨了越、柬、老、泰、緬等東南亞幾國，并且包括了中、印、孟加拉幾國的一些邊遠地區。這一地帶分布在海拔兩三百米到四千米的山地上，幾乎從所有方面看都是邊遠的地區，遠離人口中心，遠離經濟中心，橫跨在八個民族國家和諸多宗教傳統及宇宙觀的結合帶上。參見［美］詹姆士&middot;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曆史》，王曉毅譯，生活&middot;讀書&middot;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第18頁。">地區的一部分。高山大川導緻了贊米亞地區地理空間的極度破碎性，也帶來一系列政治與社會特性。

贊米亞地區因地理的破碎，無法形成大規模的農耕經濟區，從而無法成爲軸心文明的生發地，隻能成爲文明的傳播地。這片土地離軸心文明帝國的統治中心有相當距離，而且當地的道路極其難行，人口稀少，一般來說稅收的成本會大于稅收的收益，軸心帝國的統治向這裏擴張的成本也相當高。因此在近代以前，中原帝國長期對這裏保持一種比較松散的“羁縻”，這就使得當地類似于草原一樣，保持着相當的源初自由。

西南地區的居民，有兩種來源，一種是長期居住當地的土著，一種是在中原帝國的擴張壓力之下逃入深山的人群。兩種人群因應着當地的地理特征，都發展出一種斯科特所稱的“逃避的社會結構”。他們發展出盡可能分散、流動并且抵制征收的生存策略，其社會結構也适合分散、裂變和重組，他們展現給外部世界的印象是雜亂無章的生存形态，沒有固定的形式。當官僚制社會嘗試對其進行統一管制時，卻發現在制度上沒有明顯的進入途徑。平原上的人群和山地上的人群代表了兩個截然相反的政治領域，一方是集中和均質的，另一方則是分散和異質的，但是每一方都在變化，而且每一方的人口構成中都有在不同時間内陸續從對方拉過來的人力資源。

這樣一種地理、社會、政治結構，使得在前近代時期，任何基于官僚和稅收的統治都無法成爲可能，無論這種統治是來自外部，還是内生。相應地，外部世界中渴望逃避帝國統治的人，也會進入大山，與當地人共同生活，并逐漸同化。在斯科特看來，贊米亞地區的山地社會，在此過程中逐漸形成獨特的家族世系的實踐、家族譜系的推算、地方領導模式、家庭結構等等，甚至包括識字的程度，這些都不是先天的特征，而是經過有意的調整，以便能夠成功地躲避國家統治的整合。

因此山地社會有了可以不斷變化流動的認同方式，并形成相匹配的權利組合，爲了躲避官僚系統的統治，可以迅速地調整自己的生存樣态，改換居住區位，社會結構分散而又自主，卻仍然能夠保持自有的生存策略與社會合作機制。如此一來，當地便形成了極大的文化多樣性與族群多樣性。這種多樣性帶來了很有趣的結果，就是隔着一座大山，即便僅有幾十公裏，可能彼此之間完全不認同，但是沿着特定的山川峽谷順流而下幾百公裏，仍然可能有認同關系存在，這也帶來了獨特的文化傳播路徑。贊米亞地區的高山大川形成了極大的生态差異性，外部世界難以進去墾殖乃至改變當地生态，由此這一地區便成爲人類極爲珍貴的文化與生态多樣性的寶庫。

在如此高度破碎且又極具流動性的社會結構當中，理性主義的信仰結構無法存在，因爲它需要有比較穩定而又有組織性的教會結構存在，才能不斷地自我再生産。贊米亞地區最流行的信仰結構便是萬物有靈式的薩滿教。極大的生态多樣性，使得這種薩滿教可以有着豐富的内容，并形成一系列獨特的禁忌，以維系當地脆弱的生态平衡。對于薩滿教的信仰，也使得具有獨特個人魅力的卡裏斯瑪型人物，易于成爲當地的領袖。

西南地區大山林立，其地質運動過程當中形成了豐富的礦藏。對于帝國政府來說，尤其有興趣的是當地蘊藏的可用于鑄币的各種金屬。從元代中期開始，雲南的銀産量便冠于全國，直到清後期；明代，雲南的銅礦又發展起來；清代，雲南銅礦和貴州鉛礦形成大規模開發，向内地大規模運輸。由此，帝國政府便有了對西南地區進行直接統治的需求，在雍正朝開始了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大量漢人爲了開礦而向滇、黔地區移民，爲帝國在當地設置流官時所需的稅收财政奠定了初步基礎。

但是，帝國政府的政策改革無法取消地理約束所帶來的政治效應。西南的總體經濟機會有限，所以漢人向西南移民的總數也是很有限的。流官由移民身上所獲得的财政規模始終不大，從土著身上能夠收到的稅賦則成本高昂，甚至向其收稅經常會充滿危險，因此流官無法擁有向下貫徹其統治意圖的基層官員。以黔西北的彜族地區爲例，社會基層的原住民仍然認爲地方的土著首領才是自己的統治者，帝國的流官反而缺乏權威，各種征徭與命盜案件，隻有委托土目，才能順利處理。 帝國對于西南地區的直接統治，仍然隻局限在若幹個點和線上，無法覆蓋到面。

但是，帝國力量的進入，對于當地原有的政治社會生态構成了外生變量，兩者開始了相互塑造的過程。仍以黔西北的彜族地區爲例，在曆史上，當地土著首領的權力繼承關系并不是父終子及的規則，對應地，當地的家族結構以及世系的記憶，都與這種多樣化的繼承結構相關聯。這與草原上不能父終子及的繼承原則有所類似，但并不相同。草原上主要是爲了确保首領的戰鬥能力；山區裏更主要的是爲了形成更加靈活的家族結構和财産分配結構，以便于遷徙，規避其他統治力量的幹涉。随着明帝國統治力量的進入，當地的繼承規則從明中期開始轉爲嫡長子繼承的父終子及制度。 這意味着土著部落内部的權威結構發生了變化，家族結構和财産分配結構也發生變遷，從而意味着整體社會結構必将經曆改造。過去那樣一種靈活的、易于規避外來統治的社會結構無法再持續，帝國力量得以繼續進入。

在帝國統治技藝當中，君主與平民結盟，以對抗、壓制作爲社會中間機制的豪族和官僚，又與豪族、官僚結盟，來壓制平民的過度反抗，最終形成君主、豪族（或官僚）、平民之間的力量均衡，君主居間進行全局性的操控，這種統治技藝在土著地區被小規模地複制出來了。改土歸流之前，黔西南的百姓、家奴等依從不成文的傳統，對土目有着高度的服從關系；改土歸流之後，地方官員書面保障家奴的權益，縱容他們适當地背棄主人，禁止土目參與緝捕事務等，原有的不成文慣例的約束被大量打破，土目在地方的權威與控制力大幅衰落。而流官不會任由家奴無顧忌地對抗土目，他們會在打擊土目與不讓其完全喪失權威中間尋找一個最佳均衡點，從而使得帝國官員成爲當地最高的操控者。

對願意與帝國合作的土著來說，其在與其他土著的競争中能獲得獨特的優勢，合作者便會逐漸呈現出漢化的趨勢，以獲得帝國系統更多資源的支持。競争失敗或不願合作的則會向大山的更深處，也就是河流的更上遊遷徙，以保持自己的原有特征。随着當地原有社會結構的瓦解，秩序的重構過程形成了一種“歧視鏈”的結構。

以川西北羌族地區爲例，到了民國時期，當地的自我認同呈現爲：住在河流下遊的人，自視爲漢人，将上遊的人罵作“蠻子”；而他們本身又會被更下遊的人視作“蠻子”。 在漢人自己的曆史叙述當中，所形成的對于漢與羌的界别意識，則伴随着漢人控制地區的不斷拓展而不斷變化。漢人的自我意識，也在與西南族群的互構過程中發生着變化。溫春來的研究進一步發現，這樣一種漢化的過程，土著精英所改變的可能更多是文化認同，而非族群認同，他們在很多場合聲稱或者僞裝出漢人的身份，但在内心深處仍然有着土著的認同，他們所認同的是帝國王朝及其所認可的禮俗與正統儒家思想，而非認同于漢人的身份。 這意味着文化認同與身份認同的分離。東亞方向的日本、越南等國，在近代早期也陸續出現這種分離。從中可以透視出儒家文化與儒家帝國的傳播極限。在邊緣地區方可以看出，這兩種極限有着相當的不重合性，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不重合性的體現之一，就是西南地區在曆史上持續的自治傾向。雖然帝國的統治通過改土歸流深入到了西南，但當地的帝國官員也有其獨立于帝國之外的利益，他們會依憑西南在地理空間上的相對獨立性，而與帝國中央有某種疏離性。無論是唐宋時期的南诏、大理，還是後來的吳三桂，中央政權對于西南的控制總是相對薄弱的，更不用說作爲大西南地區核心的四川，人所熟知的“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

西南作爲币材礦藏的最重要來源地，當地自鑄貨币的能力很強，民間私鑄錢的數量非常之大。雲貴川等省的山區移民大量私鑄，廣西的私鑄現象也非常普遍，因爲它可以通過水路與雲南和貴州相互聯系。到乾隆末期，西南地區已經是帝國的私錢中心；銅、鉛等币材向帝國中心區運輸，以漢口作爲最重要的中轉地，雲貴川的私錢也大量地聚集在了漢口。 币材的豐富，爲帝國官僚在西南的自治傾向奠定了财政基礎；民間私鑄的盛行，則使得這個地方的民間自組織能力更加強大。一系列深刻影響帝國命運的曆史事件，比如，并稱爲晚明天下兩大患的遼東邊患與黔省苗亂，太平天國起義發起于廣西，同步于太平天國的雲南動蕩，大清最終亡于四川保路運動，乃至清末兩湖地區遠大于其經濟比重的政治影響力，等等，都與這樣一種山川風土的地理及人文結構有關。

西南也正因其地理特征，而成爲普遍帝國内部一個獨特的功能區。在漢末，隗嚣于隴地獨立之後，便開辟了與西域的交通，又與蜀地在經濟上形成支援，西南與西北通過特定的交通路徑，互爲支撐以對抗中原帝國。蒙古帝國征服南宋，也是以對西北與西南的聯立征服，形成大包圍，而得以成功。嗣後的明清大一統帝國，都通過始自西南的茶馬古道，而形成對于草原邊疆的某種控制機制，一如明太祖所設的“以茶制戎”之策。 帝國的治理，因山川走向，而使得西南與西北之間形成了深刻的聯動關系。

另一方面，張骞通西域時，就發現當地有來自印度的蜀地産品，這證明在很早以前，西南已處在将中原與東南亞、南亞聯系起來的中介地位。大山聳立使得西南成爲土著地區，大川的流動卻使其有可能成爲東南亞的中心，成爲中原帝國向東南亞間接輻射影響力的一條陸上通道。到了近代，法國人将印度支那變爲其殖民地，通過西南山川河谷的陸上通道，将自己的影響力輻射到西南地區。因此，西南雖然較之中原地區交通不便，卻更得風氣之先，成爲一系列現代知識與技術傳入中國的重要通道，也成爲基督教傳入的一條重要通道。雲南陸軍講武堂甫一成立便成爲與北洋講武堂、東北講武堂并立的三大講武堂，後成爲與黃埔軍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齊名的軍校，培養出數百名将軍。煙土是那個時代的通貨之一，因其氣候條件，雲南擁有質量上乘的“雲土”，雲南地方軍閥由此獲得了額外的财政來源，從法屬印度支那源源不斷地購買先進武器，再加上講武堂培訓出的高水準軍官，滇軍一時有“精銳冠于全國”之稱。

雖精銳如此，但因交通不便，滇軍始終隻能作爲地方性力量存在，難以形成全國性的影響力。這實際上隐喻着西南的政治屬性，無論是在古代還是近代，它始終作爲中國曆史當中的一條支線，雖無法形成全國性的影響力，卻也是無法忽視的曆史主體。而儒家地區，正是通過這樣一種從平原到雪域高原的過渡地帶的存在，有了自己的邊界意識，才更清晰地認識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