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光武中興，建都洛陽以來，本朝的國策，向來是和貴族士大夫共天下的。光武帝的追随者之中，實力最強也最富盛名的是南陽豪強，其次，是關西世族，畢竟，關西世族是高帝的親密戰友，大漢的江山，是他們的祖宗打下來的。附之骥尾的，則是清流士大夫世家。
自從宣明之世，天子強力打擊不法豪強以來，看明白看清楚了的世家大族都順應時勢，做出了改變，棄武從文，由軍功貴族轉爲儒學世家了。既然天子希望的，是世家大族遵守法度，讀書識禮，至少要明白什麽該做什麽不該做，那麽，軍功貴族們向儒學世家轉化就是必然的趨勢了。在這一點上，關東世族明顯優于關西世族，他們頭腦靈活，轉變得最爲快捷。
如此一來，本朝的功臣們便經曆了痛苦而漫長的轉變，從軍功貴族轉化爲儒學世家。如此一來，清流士大夫們的影響力就逐漸加大了，在外戚和宦官走馬燈一般的争鬥之中，他們左右逢源，追求着自己的富貴前程。久而久之，大漢的天下，就逐漸被一群清流士大夫主宰了。他們睜大雙眼，不斷地尋找着新的政治盟友和靠山，用自己的聲望換取秉政者的支持。
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貴爲天子，也要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才能繼續統治天下。
本朝的天下，按照地域，一共分爲一十三州。若論腹心之地，不過司隸、豫州、兖州、青州、徐州、豫州六州。這六州之中，世家大族最多，大緻以關西世族和關東世族爲主，本朝聞名遐迩的四大世家，弘農楊氏、汝南袁氏、颍川荀氏、颍川陳氏都出自這六州之中。
其它七州之中，交州遠在化外蠻荒之地，一向由蒼梧士氏把持地方政權。涼州、并州、幽州三州一直是邊關苦寒之地，不僅兵禍頻仍，而且無有休止，向來被中原世家視爲畏途。益州、荊州地阜民豐，少經戰亂，境内世家大族結盟自守，以待聖天子出，可以垂拱而治。
最後一州就是揚州了，揚州比較特殊，境内的世家大族大多都是從中原遷徙而來的。無論是想要僭号稱帝的袁公路，還是想自謀出路的孫伯符，要想在揚州站穩腳跟兒，就需要獲得揚州揚州世家大族的支持。說句實話兒，這個道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并無特例。
本朝的高帝以一介平民起家，最後掩有天下，他的稱帝之路，就是從“約法叁章”赢得關中父老支持開始的。大司馬呂布是何等強項？誅殺了數百家世家大族，最後還不是出台了《九品官人法》，和天下的世家大族達成共識？自古以來，争霸天下之人，都是要和天下的世家大族合作的。用富貴收買也好，用刀子殺也罷，至少，他要赢得大部分世家大族的支持。
袁術的主簿閻象，還有大名士張範反對袁術稱帝，袁術就不敢輕舉妄動，就是這個道理。
世家大族的形成，特别是“儒學世家”的形成，需要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和當地的經濟、文化的緊密相關的。汝南袁家用了百餘年，并州王家用了數百年，何也？這個不難理解，汝南袁家靠近中樞，自有樓台之便，并州王家地處邊陲，肯定要多付出些辛苦。
由此可見，是否靠近權力中樞，是否長久地靠近權力中樞，才是世家大族興盛的根本。
有漢一朝，在中原士大夫眼中，揚州一地地處邊陲。自三代已降，雖然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與本朝的腹心之地相比，經濟、文化還是落後了幾十年。春秋戰國時期，活躍于吳、越諸國的著名士人大多來自外域，如伍子胥、孫武、範蠡等等，盡皆如此。江東才俊之士尚且異常匮乏，更遑論什麽名門大族了。直到秦漢之際，這種人才匮乏的局面仍沒有根本改觀。
《史記·項羽本紀》記載：羽本臨淮下相人，楚國舊将子孫，後因叔父梁殺人而“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項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并無名德，避難吳地竟得當地“子弟”憚服。秦末亂起，項梁、項羽在江東起兵，“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置吳中豪傑爲校尉、侯、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于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将，徇下縣。”那麽，問題來了，以吳越之盛，難道就沒有夠份量的世家自己起兵嗎？
方其時也，吳中爲江南最發達的地區，秦漢之際就已經出現了被稱爲“豪傑”、“豪吏”的地方土豪，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但是，他們的力量和号召力有限，在家族實力與社會聲望諸方面都無法和項家相比拟。所以，在天下動蕩之際，才會附翼在外來武士項氏叔侄的旗号下，任其調遣，唯恐順之而不及。現在想來，當年項梁“避仇吳中”之時，大概就謀算好了。
正因爲如此，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描寫揚州的社會狀況時說“無積聚而多貧”，“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這就說明，當時的揚州地區貧富分化還不明顯，貧富分化不明顯，就标志着世家大族沒有形成。故爾，項梁一舉義旗，萬衆景從絡繹來投。
高帝定鼎立國之後，揚州地區的一些土著士人開始陸續入仕朝廷，土著世家逐漸形成。
較早以儒學顯達的江南土著，當屬吳地嚴氏。嚴氏本姓莊氏，因避本朝明帝諱改姓嚴氏，在前漢前期連續出現了嚴忌、嚴助、嚴忽奇等文士。《漢書·鄒陽傳》記載，嚴忌先後與鄒陽、枚乘等遊曆吳王、梁王幕中，“皆以文辯著名”。時人稱忌爲“莊夫子”，頗有聲名。
嚴助，《漢書》卷六十四有傳，載其或爲嚴忌子，或爲“族家子”，因舉賢良、善對策而得武帝寵信，成爲武帝“中官”中最爲“先進”的人物。關于其家族情況，他有一次對武帝說：“家貧，爲友婿富人所辱。”所謂“友婿”，據蔡大家注乃爲“同門之婿”。這表明嚴助家境窘迫。嚴忽奇，也爲武帝“中官”，“并在左右”。《漢書·藝文志》載其有賦十一篇，顔師古注雲：“《七略》雲：‘忽奇者，或言莊夫子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也。’
嚴氏有三人顯名西漢前期，皆有文辭，說明這個家族在宗族内已有了一套儒學教育辦法。
從嚴助與武帝對策中常引用《春秋》等儒學經籍看，他有一定的儒學修養。但他們總的說來，是以文章、辭賦而顯名的。在嚴助因禍被誅後，嚴氏便退出了曆史舞台，但是嚴家還存在。嚴氏之所以中衰，除了嚴助之禍外，還與這個家族所習的“儒學”大有關系。
究其實際，在中原士大夫眼中，嚴家的“儒學”，不過是文辭小道爾，并不是真正的儒學。自從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學大行其道，确立了經學獨尊的地位。在這種大環境下，以文辭入仕便受到鄙視。此外，文辭創作更需要才情與天賦，這與經學傳衍的世代相承、後來居上不同，很難代代相傳。從這個角度講，對于揚州土著士人，中原士人還是看不入眼的。眼見揚州土著簡在帝心，深受寵信，他們的心中自然不舒服，自會出來使壞。
與嚴助同時顯名武帝朝的還有吳地的朱買臣，《漢書》卷六十四有傳。他的家境似比之嚴助又差了一截。史載其“家貧，好讀書，不治産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載相随，數止買臣毋歌讴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後因随上計吏入京，得同鄉嚴助引薦爲漢武帝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悅之，命爲中大夫，後亦因禍被誅。雖然，朱買臣被誅的真實原因是他與武帝的寵臣酷吏張湯的殊死黨争中，沒有擦幹淨屁股，從而被張湯的母親擺了一道的緣故。可是，他畢竟是吳人，出身于偏遠州郡，在朝廷中樞根基太淺，以至于被禍之時，吳人施以援手。這，才是主因。
從朱買臣的經曆可見，他的“好讀書”，完全是個人努力的結果，在他背後，看不見任何家族文化背景的影子。而且從其妻“羞之”的記載推測，當時吳地風尚并不崇文，嚴助的情況也可證明這一點。正因爲如此，朱買臣之後，吳地沒有出現一個尚文的朱氏宗族人物。
大緻的推斷，終武帝一朝，揚州的風氣并不尚文，隻是崇尚貨殖，并無文風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