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休息室中的女士們在熱烈的讨論着大富翁達拉莫伯爵和他在倫敦大學裏培養出的乖學生時，好不容易獲得了一時半刻閑暇的亞瑟終于有時間幹點他自己喜歡的事情了。

雖然他在外交體系中的職務并不高，但是由于他工作任務的特殊性，并且他的工作還受到了國王陛下與威靈頓公爵等人高度重視，所以，外交部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亞瑟與其職級并不匹配的情報權限。

也就是說，他能在不列颠駐法蘭西的公使館的故紙堆中随意挑選符合他心意的曆史遺留文件。爲了幫助亞瑟做好漢諾王國新憲法的警務改革調研工作，事關警務方面的文件對亞瑟更是毫無保留的。

而今天亞瑟挑選的佐餐讀物是前拿破侖帝政時期與王政複辟初期法蘭西警務大臣約瑟夫·富歇在滑鐵盧戰役結束後寫給威靈頓公爵的一份備忘錄。

——如果有人能夠切實地維護大衆利益，不打擊他們的自信心，不挑戰他們的固有偏見，讓他們喪失思考與行動的能力，或者能夠操縱他們無知而又易于輕信的特點，那麽民衆就能乖乖地保持平靜。當下，我們的文明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包含許多進步成分，同時也催生出了一些新的邪惡力量。如今，古老的順從傳統已經過時，而循規蹈矩的方法也已經無法馴服人們。

——拿破侖·波拿巴之所以輕松奪權，與波旁王室自己犯下的錯誤脫不開幹系，這幫人固執的認爲王權之所以被颠覆，是因爲有巨大的陰謀在其中作祟，這種緻命的偏見愚蠢至極。他們總是不加分辨地使用線人，并在處理情報時不加以鑒别，更沒有多留個心眼。

——根據我在工作中的經驗，警方的線人每天都要提交報告，以換取酬勞和對他的熱忱的肯定。如果他們沒有東西可寫，那他們就會捏造出來。如果意外發現什麽，他就會誇大其詞，以突出自己的存在感，這種錯誤的情報常常造成政府的誤判，并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擡高到政變與起義的角度。

——當這種政變與起義的擔心彌漫開來，越來越多出動的軍隊、軍警會使得社會中的空氣變得躁郁，進而影響到正常的生活秩序，使得社會各階層中都滋生不滿情緒。這種不安的氣味讓那些異見分子一嗅便知，他們開始互相串聯、組織，然後，那些本不該存在的政變和起義就真的在這樣的氛圍中生長出來了。

——當然，這些事實上并不存在的陰謀也并非總是一無是處。如果政府可以抓住編造出來的危險機會，養着一個陰謀足以讓政府借機獲得更多的力量和權力。但這一切的前提是，政府本身應當是清醒的，他應當明白這個陰謀是虛假的又或者是在可控範圍内的，而不是同樣被陰謀論的恐懼左右了思緒。

而在備忘錄的下方，還留着一行先前曆任英國駐法大使留下的讀書筆記。

身爲外交情報人員，他們對于富歇的見解分别給出了不同的意見。但是在亞瑟看來，那都是些行外人看熱鬧似的評語。

或許在自然哲學方面，他的意見不夠權威，但是在警務管理與情報方面，亞瑟還是小有心得的。

他取出衣兜裏的鋼筆，學着曆任駐法大使的做派，同樣在文件下方給出了自己的意見。

——事實上，複辟的波旁王朝最大的錯誤就是他們沒有重視富歇的建議，并且撤掉了他的職務，轉而任命埃利·德卡茲擔任了新任警務大臣。根據曆史文件顯示，在王政複辟的最初幾年當中，法蘭西國内并不存在大規模、有組織的颠覆活動，然而德卡茲的警察卻抓人上瘾。

——有人因爲呼喊“皇帝萬歲！”或者“打倒波旁王室！”而被逮捕，還有人因爲失去工作後醉酒發脾氣，或者對老婆發火，對稅率或者面包價格表示憤怒，甚至于僅僅是表達心情沮喪和不滿，便遭了牢獄。

——這些被抓的人被強迫承認自己在酒館的發酒瘋的行爲實際上是在辱罵王室、辱罵保王分子、是在耍流氓，而他們本人則是一個極端的共和分子或是波拿巴分子。他們頻繁光顧的酒館也成了警察口中的反對分子大本營，這些平時在碼頭、工廠裏賣力氣的普通人也不知道爲何多了一段去過柏林、倫敦或是紐約的經曆。

——在這一時期的法蘭西人，就連穿着打扮也得非常注意。巴黎知名警探弗朗索瓦·維多克先生告訴我，在德卡茲主政的警察時期，有的人會因爲衣服上鑲嵌有‘帝國之鷹’的紐扣遭到盤查，還有一個珠寶店學徒因爲身穿粉白紫三色相間的衣服遭到逮捕，因爲警察們懷疑學徒這麽穿衣服是爲了展示其對于三色旗（紅白藍）的信仰。

——巴黎消防隊也一度被懷疑忠誠，原因是在國王護衛隊通過時，這些消防隊員沒有舉槍緻敬。在1818年1月到1830年6月七月革命前夕，記錄在案的針對當局的暴動數量共有704起，而其中隻有約占6%的暴動，即43起是有政治訴求的。

——在這一點上，公共馬車夫與郵車車夫的報告，顯然要比警方線人更加真實，車夫們的報告通常是在反應一些生活的小細節，他們記錄了人們争吵謾罵政府的真實原因，大部分人思考的目标是如何掙得足額的黃油和面包，而不是政治問題。

——哪怕是在那43起有政治訴求的暴動中，他們的所謂政治訴求也是與基本生活需求挂鈎的，1816年到1817年在法蘭西爆發的叛亂幾乎全都與火山爆發引起的糧食短缺有關，1819年裏昂爆發的勒德運動初衷是爲了抗議新引入的印花機器。

——管理警察部隊與線人體系是一門藝術，這不是可以用指标量化固定的名額。警察部隊逮捕政治犯的頻率與人數，通常不是與異見分子的真實數目挂鈎，而是與政府以及政治頭面人物對陰謀論的深信程度挂鈎的。如果大人物們對颠覆陰謀深信不疑，線人們很快就可以給你變出半個國家的反對派，如果你将這群人關進監獄，那麽很快他們就會變成貨真價實的反對派了。

——維多克先生向我坦誠，警方的線人們在王政複辟時期經常建立‘某種政治捕鼠器’，這幫靠賞金吃飯的家夥會同體力勞動者打成一片、喝酒唱歌，他們教工人們唱冒犯波旁王室的歌曲，将他們置于虛構的颠覆活動中，然後便可以通知警方将這群酒蒙子逮捕。

——在圖盧茲，當地警察甚至有過故意煽動糧食價格暴動的行爲，他們私下印刷譴責波旁王室的小冊子，并派人将它們分發到市場上去，然後便可以堂而皇之的抓捕那些不明所以、毫無組織、隻是憑着不滿情緒謾罵政府的市民。

——波旁王朝死于七月革命的經曆，究竟誰出了最大的力，我想那些因爲糧食價格上漲而不滿的法蘭西公民隻占了三分之二的作用，波旁王朝的管理方式導緻的社會矛盾激化則占到了三分之一，至于那些專業的政治黨徒，他們所做的事不過是在車快到站的時候，一腳把門踹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