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閣下：

在與我的朋友亞瑟·黑斯廷斯爵士共遊意大利期間，我本以爲我會沐浴在地中海溫和的陽光下，在兩西西裏人民的熱烈歡迎中追憶千年以前羅馬的文明。然而，此時此刻，我看到的卻不是文明，而是最野蠻、最殘暴、最黑暗的行徑。

我真的不知道該用何種心情面對我昨日在那不勒斯法院看到的審判案件。這個案件雖然最初看似微不足道，但卻變得越來越嚴重，并且伴随着令人沮喪和恥辱的情況。我認爲，我有責任向您提出這個問題，這不僅是爲了那些成爲犧牲品的人，也是爲了正義和人道主義的共同事業。

具體情況是這樣的。此刻，有約五十至六十名那不勒斯城市和地區的本地人在兩西西裏王國的首都等待審判。政府對他們以及已經受審的其他一些人提出了各種指控，他們的罪名涉及到國家法律所包含的最高等級犯罪。

這些罪名，或者說所謂的罪名，很難精确地描述，因爲整個審判程序都籠罩在陰影之中。但根據我們從當地居民口中聽到的模糊陳述，似乎主要指控是煽動、密謀和叛國，當地政府爲了證實這些指控，提供的證據是互相矛盾和無法令人信服的。

我們無需深究這些罪名的真實性，也不必展示任何一個人在被提出這樣的指控時可能面臨的懷疑。所有正常人都無法想象，五六十個人，他們先前沒有任何聯系，大多數人生活在最普通不過的生活環境中，竟會突然冒出一個共謀推翻政府的想法。也許他們有動機這麽做，但是，無論那不勒斯的政府有多麽不完善，歐洲大陸上沒有哪個國家能比它更好地維護社會的一般秩序。

但是，無論案件的可能性如何，我都希望引起閣下注意的是審判本身的性質。

被告已經在國家監獄中受到了一種我隻能用酷刑來形容的制度的影響。他們經曆了人類設計的最殘酷的刑訊，而當局這麽做的目的僅僅是爲了打擊他們的精神和健康。他們被剝奪了所有與朋友和親人的交往，被隔絕在黑暗之中，并被迫爲極少的食物而進行最繁重的勞動。

他們被交給了一些對人類來說是恥辱的獄卒，這些獄卒是野蠻和不人道制度的産物，并且他們采取的殘酷壓迫手段甚至超越了他們上級的命令。在這些政治犯認罪之後，等待他們的不僅僅是終身勞役、流放抑或是絞刑，所有擁有理智思維的人都無法想象，這個國家的統治者居然會下令将政治犯塞進炮膛中，把他們發射到大海裏去！

閣下，我并不希望在這個問題上使用誇張的語言。我也不想對那不勒斯政府提出偏見，或者激起對它的任何敵意。但我認爲，我有責任向人類揭露他們在它的庇護下所犯下的暴行，并呼籲所有對正義和人道主義的原則懷有敬意的人，提高他們的聲音來抗議這些暴行。

僅僅譴責那不勒斯政府的行爲是不夠的，我們必須采取措施防止它們再次發生。我們必須告訴那個國家的統治者，歐洲的目光正在關注着他們；他們不能以任何代價壓迫和迫害他們的子民；他們必須遵守人道主義和正義的法律，否則他們必須爲自己的行爲負責。

我相信，閣下不會認爲我對這個問題過分放肆。我知道您一直是自由和正義事業的熱心支持者，我相信您不會拒絕向這些不幸的暴政和壓迫的受害者提供您強大的支持。

——威廉·格萊斯頓，1851年《就那不勒斯政府迫害政治犯一事緻首相阿伯丁伯爵》

《泰晤士報》主編約翰·德萊恩：“不久之前，前貿易委員會主席威廉·格萊斯頓先生的兩封信毫不避諱的揭露了兩西西裏王國摧殘、虐待政治犯的行爲，這不僅在全社會引起了軒然大波，更激發了全體不列颠民衆的公憤。我們注意到當時陪同格萊斯頓先生一同遊曆那不勒斯的人員當中也包含了您，請問您是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的？”

亞瑟·黑斯廷斯爵士：“從我二十年前認識威廉時，他就已經是這個嫉惡如仇的脾氣了。他在踏足政壇之前，便一直緻力于拯救國内的落難流莺，并盡最大努力希望幫助她們重回正常生活，重回主與上帝的懷抱。威廉對兩西西裏王國波旁政府殘暴行徑的指控完全是出于他正直、正義的天性。

而且，這也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聲音，而是全體人民的聲音。兩西西裏王國政府的行徑已經完全将自己置于了人類社會的對立面，他們可以用炮彈堵住國内民衆的嘴，用花言巧語蒙蔽國外民衆的眼睛，但是他們卻不可能騙過人民的威廉。我相信，議會與政府肯定會妥善的處理好這一問題。”

——《泰晤士報》1851年3月政治時事專欄《亞瑟·黑斯廷斯爵士：人民的威廉向兩西西裏王國的暴政發起沖擊》

相較于脾氣直爽、直言不諱的加裏波第，馬志尼的性情顯然要謹慎許多。

或許是由于個人經曆不同，畢竟加裏波第才剛剛加入‘青年意大利’沒多久，而馬志尼卻已經領導了兩次失敗的起義。

而這兩次起義的失敗，全都是因爲内部叛徒的出賣。正是因爲有了這樣的挫折經曆，才讓馬志尼深知，雖然‘青年意大利’在法國與意大利主要城市坐擁數萬名成員，但是這裏面真正能夠豁出命跟着他幹革命的恐怕不足十分之一。

并且，不止老鄉靠不住，路易·菲利普這樣的外部勢力更是得防一手。

雖說法國政府一直在私下裏允諾馬志尼會在恰當的時機爲他們提供幫助，并且也對意大利人在法國紮堆的情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這不過是路易·菲利普的權宜之計罷了。

畢竟這位法蘭西七月王朝的統治者，是靠着‘人民國王’的口号上位的，如果他下令驅趕意大利、波蘭、西班牙等國的流亡者，那他就沒辦法對巴黎的社會輿論交代。

路易·菲利普一方面大度容留流亡者做面子工程，另一方面又拿去年的霍亂疫情當借口加大對外國人的審查和監視力度。

所有外國人被限制居住在固定的區域之内，還要按時向大巴黎警察廳彙報近期的工作和行程，如果一旦被政治保安警察發現他們離開了政府給他們劃定的活動範圍，那麽輕則被拘留，重則直接驅逐出境。

說到底，路易·菲利普雖然不介意給予流亡者一定的支持力度，但這位機會主義國王隻會在大局已定的情況下錦上添花，而不會去做太多雪中送炭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路易·菲利普的政權同樣擔心這些流亡者會與巴黎的共和派以及波拿巴派串聯，從而威脅到他的統治。

馬志尼已經看破了這一點，但不幸的是，他覺得與意大利人同病相憐的波蘭人還沒有識破七月王朝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