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克離開牢房的第二天，典獄長便給亞瑟帶來了他的新室友。

雖然按照常理，在大部分情況下，孤男寡女是不應該同處一室的。但是這裏是監獄，所有基督教道德、大衆觀念在這裏都不起作用，獄卒們給你安排在哪一間，你便要住在哪一間。

今天的克拉拉小姐顯然不像是昨天在酒館時那樣意氣風發，看得出來，檢察官們連夜的質詢對她的精神狀态有很大的影響。

雖然還是穿着同樣的裙子，同樣的美貌，但是此時的她看起來卻不像是亞瑟第一次看到時那樣光彩動人了。

咔拉拉。

牢門被打開，眼皮沉重的克拉拉面前的稻草堆裏躺着個人，方才還在慶幸自己有個好運氣居然分到這樣牢房的心情瞬間蕩然無存。

雖然牢裏面關着的未必一定就是窮兇極惡之人，但是能夠被押在這裏的也不可能是什麽良善之輩。

克拉拉踏着稻草在牢房的角落尋了一處清靜的地方，她正要坐下，卻發現那個窩在茅草堆裏的家夥翻了個身子。

他解開蒙在臉上的燕尾服随手一扔，坐起身來伸了個懶腰，旋即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瞧了窗戶外蒙蒙亮的天，一邊打着哈欠一邊扒拉着稻草堆裏尋找起了他寫文章的小本。

“喔……是你？”

克拉拉發現了這個面熟的年輕人：“你也被關起來了？”

亞瑟愣了半晌，旋即想起了維多克昨天對他說的話，估摸着這應該正是那位巴黎神探的安排。

亞瑟尴尬的笑了兩聲：“警察貌似覺得我也與那件案子有牽連，所以就把我帶來問話。結果他們查着查着，又發現了我之前犯的案子，所以就把我給安排到這兒來了。”

“你之前犯過案子？”克拉拉驚訝道：“你看起來可不像是那種會同人街頭打架的家夥。”

“不，我不是刑事犯。”

亞瑟看起來有些難以啓齒：“你還記得我之前告訴過你，我欠了别人一萬法郎嗎？”

“是啊！那是怎麽一回事？”

“我給伱講一個故事吧。”

亞瑟抿了抿嘴唇：“在巴黎，有一個紡羊毛的工人，他抱負不凡，子女衆多，極愛他的妻子，而且還十分相信那些共和國。這家夥去年的時候瞧見巴黎的政治氣氛不對勁，于是就賭上身家買進一批紅羊毛，連天加夜的織成了一大批鴨舌帽。

這批鴨舌帽多到足以讓巴黎街頭的頑童每人頭上都戴着一頂。事實也證明，他賭對了，去年六月共和派在巴黎發動了起義，這家夥激動萬分的以爲他的鴨舌帽肯定會暢銷。但是令他萬萬沒想到的是，共和派的起義失敗了，而經過聖梅裏大教堂的屠殺後，也再沒有人敢戴着這樣的鴨舌帽。

他家裏有老婆和一大堆孩子，手頭的羊毛帽子卻全部滞銷。哪怕他願意打折售出，巴黎的任何一個帽商也不願意接手。這時候，他就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如同一位銀行家盤算着要将投資在不可靠的企業的一千萬股票脫手。

他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他就好似銀行家裏的羅斯柴爾德，霧月政變前的拿破侖，滑鐵盧戰役中的威靈頓。他到一家小酒館裏雇了一個看起來文質彬彬的大學生，自稱是美國來的大船主，還付給大學生一筆錢，要他幫忙在巴黎采購貨物。

這工人叫他到一家巴黎知名的帽子店裏去，這家店的櫥窗裏正好放着一頂紅羊毛帽子。大學生告訴老闆說，他想買進一萬頂這種帽子。帽子店的老闆認爲他簡直撞了大運，有同美國做成一大筆生意的希望。于是就急急忙忙地奔到工人家裏，用現鈔把帽子全數買下來。呃……後續的事我應該不用說了。”

亞瑟口中的這個故事雖然不是他親身經曆的，但也并非随口杜撰而來。

因爲這個身份背景正是維多克給他按照一件真實案例改編的。

那位大帽商在上當受騙後找到了大巴黎警察廳報警，案子正是由當時還在保安部任職的維多克督辦的。

但遺憾的是，工人和他雇的大學生一早就帶着錢溜出了巴黎。維多克最終隻在工人的居所裏找到了一張便條，上面明明白白的寫着這筆賬應該要算到維多克身上去。因爲維多克如果沒有在去年起義時那麽賣力，也許這個時候共和國就已經成立了，那他的帽子也就不會因此滞銷，也便不會要出此下策欺騙他人雲雲。

維多克對此恨得牙癢癢，發誓一定要把這群騙子捉拿歸案，但是還沒等他發力，他自己便因爲大巴黎警察廳的權力鬥争被強制退役了。

或許是因爲他對此事記憶太深，所以當亞瑟需要一個合适的背景時，他就幹脆把這個故事套了過來，以便給自己出出氣。

克拉拉聽到這個故事，免不得要教訓這位在她看起來前途光明的年輕人：“這都是你急于求成的結果。你同我一樣，在巴黎看到那些人漂亮的新裙子、時尚的首飾、奢華的馬車，于是便叫這花花世界迷了眼，想要立馬過上和他們一樣的日子。就是你的這個心态，才讓那麽多心懷不軌的家夥鑽了空子。”

亞瑟隻是唉聲歎氣道：“女士，我也是叫人騙了。那賣帽子的紡織工來尋我的時候，隻說是美國公司來巴黎招聘采購專員，我上了他的惡當，去市區裏的帽子店到處下單。結果案子爆出來以後，他已經拖家帶口的消失不見。主犯沒了，我這個從犯便成了替罪羊。他們把所有的債務都歸到我的腦袋上，這才欠了一萬法郎。”

克拉拉安慰道：“我先前就說了，在巴黎這個大社會過日子，你必須把你在書本上學到的那些虛假的故事抛開。這裏到處都充滿了欺騙，人與人之間每天都在上演無情無義的背叛。哪怕是你最信任的朋友，在促膝長談的一夜後，第二天黎明剛剛睜眼，便會毫不猶豫的在你的腹心捅上一刀。”

亞瑟點頭認同道：“女士，昨天你同我說的話，我整整想了一晚上。拿破侖在1793年是革命黨，1804年卻戴上鐵鑄的皇冠。那些在1792年時高呼‘不平等母甯死’的革命派，到了1806年時卻一個接一個的接受了貴族頭銜的封賞。

可見在法國，不論是在政治方面還是道德方面，每個人走到終點都推翻他的出發點，不是用行爲推翻主張，便是用主張推翻行爲。政府也罷，個人也罷，根本談不上邏輯。因此，那些循着曆史道德主義的家夥連知名的學者都做不上。

在這個國家，成功便是至高無上的理由，可以替所有的行爲辯護，不管哪一種。事實本身毫無作用，重要的是人家看待事實的态度。那下作的騙子隻不過是弄了一身光鮮亮麗的行頭，我便真的以爲他是美國來的大船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