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強大的反對派，政府就無法維持長期安全。

——本傑明·迪斯雷利

《濟貧法》在不列颠的曆史相當悠久，甚至早在中央政府統一征收濟貧稅前的16世紀，不列颠的地方政府就已經根據各自的需要征收濟貧稅用于救濟貧民了。

這件事的起因，是由于起源于16世紀的“圈地運動”使得英國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大量成年勞動力因爲失去土地而被迫離開家園四處流浪。

而圈地運動還導緻了一個極其惡劣的結果，由于大量農田被改建爲了牧場，所以基本糧食價格在16世紀迎來了一個爆發式的增長。

在15世紀末，英國工人15周的勞動時間就可以掙得一家人一年的口糧。到了16世紀中期，則需要工作40周。而到了16世紀末，即便他全年工作也很難滿足全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與此同時，16世紀中期發生的英國宗教改革又使得國王接管了天主教修道院的土地和财産，因而導緻全國近半數的教會濟貧院和教會醫院被迫關閉，持續了數個世紀的教會救濟模式也因此被打破，所以政府不得不肩負起原先由天主教會承擔的民間慈善救濟事務。

在伊麗莎白一世時期，整個倫敦的人口才不過二十多萬，但是其中流民就占了五萬多。在整個大不列颠，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普通民衆食不果腹。

當時，各個地方政府爲了管理數目龐大的貧民群體，甚至都罕見的願意放下不列颠政府幾百年來都不願意放下的臉面，向本地貧民發放一定數量的乞讨許可證。以同意這群人公開乞食爲代價，借此來統計他們的人數并規範他們的行爲。

在這樣嚴峻的社會現實下，1601年英國議會宣布頒布《伊麗莎白濟貧法》，将濟貧制度正式納入政府工作章程。

根據法案規定，教區會向富裕階層和中等階層征收濟貧稅，這項稅收則會專門用于救濟本教區内處于經濟水平最底層的人們。

而濟貧法範圍内的貧困救助主要分爲兩種。

第一種是院内救濟，即被救濟者必須加入感化院、濟貧院或者民間習藝所内參加勞動，直到他們找到工作爲止。

第二種則是戶外救濟，顧名思義，這種救濟不用進濟貧院等地方參加勞動，而是待在家裏接受救濟。隻不過，在最早的時候，隻有老弱病殘幼這五類人群被允許接受戶外救濟。

直到18世紀末期，英國政府财政能力大爲增強時，議會才通過《吉爾伯特法》批準身體健全者也可以接受戶外救濟。

而老濟貧法的救濟方法主要是從三個方面着手。

第一是現金救濟，顧名思義，就是給接受救濟者發錢。各個教區通常會按月按周向向老年人、殘疾人和有子女的寡婦等他們認爲值得救濟的窮人支付救濟金。

至于青壯年男性，如果他們突然因患病、失業等突發情況陷入貧困，也可以向教區申請領取‘臨時救濟’，直到他們生病痊愈或找到工作爲止。

但是，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一直靠着救濟金吃飯。如果一旦被濟貧委員會發現你的身體健全但卻因爲懶惰而拒絕工作，又或者是領取救濟金的時間太久，那麽挨鞭子并被送入濟貧院強制勞動都屬于合法操作。

而且，由于窮人太多，所以教區的濟貧稅餘額常常捉襟見肘。所以，濟貧委員會每年都會重新審定本教區内的哪些人是值得救濟的。因此，當時基本不存在能靠着吃低保混一輩子的家夥。

而除了現金救濟之外，另一項重要救濟是房屋救濟。從18世紀開始，教區開始爲那些依靠勞動所得仍無法支付租金的窮人提供住房救濟。

教區一般會直接向窮人的房東支付租金，以确保他們有一個安身之所。房東如果發現租客付不出房屋，有時也會直接要求教區爲他們貧困的租客支付租金。如果教區本身擁有充足的房産，那裏的窮人也可以申請以較低的租金租下。

不過對于大部分教區來說，他們的房産就是濟貧院，隻不過由于條件過于簡陋，所以大部分有勞動力的青壯年基本不願搬進去，唯有那些流浪兒、殘疾或者患病的窮人會選擇在那裏居住。因爲不管條件再怎麽差，最起碼濟貧院是免費的。

而對于孤寡老人和孤兒，他們可以寄居在教區指定的護理員家中獲得照料，護理員的薪資則由教區支付。

除此之外，另一項較爲普遍的救助是醫療救助，根據各個教區财力的不同，救助項目各不相同。

從18世紀中期開始，落後的教區會雇傭專門的醫生，普通的教區會和醫院簽訂年度合同，富裕的教區則會直接建立濟貧醫院，以幫助轄區内的貧民進行疫苗的預防接種、提供藥品藥物、接生、祝願治療等醫療服務。患病貧民也可以選擇居家治療，而他們的親屬也必須承擔起基本的照顧責任，并可以從教區那裏獲得酬勞。

而每到逢年過節，又或者是碰上當地鄉紳捐款做功德的時候，教區還會向窮人發放諸如食物、衣服、燃料、洗滌用品等生活必需品。運氣好的話，有時還會領到一些錢。财大氣粗的教區甚至會發放維修房屋的材料和工匠的工資等等。

雖然在這些濟貧事務當中，經常會由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和窮人數量的不同出現較大差異。但是至少在《伊麗莎白濟貧法》頒布至今的200多年中，這項法案确實起到了相當程度的救濟貧困、減輕社會矛盾、維持社會穩定的作用。

在這200年的過程中，《伊麗莎白濟貧法》還通過了數次修正案，以提升社會赈濟效果。

而輝格黨之所以打算對《伊麗莎白濟貧法》動刀，主要是由于1795年通過的《斯皮哈姆蘭法令》。

當時，根據伯克郡的18位法官的調查研究，他們認爲應當根據面包價格和家庭規模來給予窮人救濟，而不論他們實際掙得的錢有多少，從而保證窮人可以得到一個最低收入來養活整個家庭。

如果用現代一點的話來說，那就是他們決定把救濟金與食品價格通脹指數挂鈎。

根據法官們的計算，假設1加侖面包價格爲1先令時，一個貧困的人每周需要3先令收入才能滿足自身需求。

而爲了維持家庭成員的生活需要，家庭每增加一人，則每周的收入需增加1先令6便士。當面包的價格在1先令之上每上漲1便士，他每周就需要多支出3便士，每位家庭成員則需要多支出1便士。

如果他的工資水平達不到這個标準，那麽教區應該在救濟金中替他補足。

作爲一項提倡社會公平的财富再分配計劃，《斯皮哈姆蘭法令》的提出無疑是成功的，許多原本按照标準無法領取救濟金的窮人也因此得到了社會救濟，并得以借此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