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這些情況，朱載坖當然也是很清楚的，其實所謂歌功頌德也罷，爲大臣上言德政也罷，都隻不過一場政治遊戲罷了，之前葉向高就曾經向朱載坖密奏過此事。
葉向高在密疏中說道：“以官言之，則縣官爲行賄之首，給事爲納賄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過客有書儀，考滿、朝觐之費，無慮數千金。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臣兩月來，辭卻書帕五百， 臣寡交猶然，餘可推矣。”
葉向高這個吏科都給事中自然是肥缺了，畢竟作爲監察吏部的專門機構，在人事任免上是有很大的話語權的，但是葉向高的密疏仍舊使得朱載坖極爲震驚，一個吏科都給事中，官不過七品，兩月所辭免的所謂書帕銀就達到五百元之多，要知道現在官軍士卒一年軍饷不過十八元，可以養活一家人，五百元絕對是一筆巨款了。
而所謂的書帕，還是本朝陋規之中比較少的一種，就是将一本書用一幅書帕包好，裏面裝有銀元，這是現在的一種風氣，原本是寫書的作者請人作序的報酬。書帕内的銀元自十六元到四十八元不等，這是正常的行賄數字，超過及少于此數，都會招到非議。
當年海瑞也不能夠免其俗，他刊刻《淳安政事》3000冊，其書帕放八兩銀子，就被人恥笑。這些書帕基本上都是地方官孝敬京官的錢财， 是陋規的一種。
對于這些事情，朱載坖當然是極爲反感的，他對輔臣們說道：“朕觀世有通顯而貪昧者，不問人之賢愚，但視其贈遺之厚，則爲之作銘、诔、表、 傳，或慶賀贈送之文。又有爲郡縣者，欲貨取津要而無從，乃假求修廟學碑， 或刻書序，因以納賄。與者意在求人之庇己，受者意在掩己之苟得，各自以爲有術也，不知明者視之若掩耳盜鈴？”
他們以爲通過這種方式就可以規避其中的風險了，但是在朱載坖看來，和掩耳盜鈴沒有任何區别，但是即便是掩耳盜鈴，現在的官員們也見怪不怪，并且是樂此不疲。其實刻書也是存在風險的，一旦某個“奸黨”案發，這些所刻的書或者是請這些大臣所作的序便成爲上言大臣德政的證據，而要受到牽連。
當然除了這些書帕之外，要規避大明律的有關奸黨罪名的辦法也并非不是沒有，現在用的比較廣泛的就是樹碑建祠，但是這種情況主要是集中在地方督撫當中。
爲這些方面大員樹碑建祠，風險确實是比較小的，這種形式可以昭彰于衆而難以爲證，而且即便是有爲大臣歌功頌德的嫌疑，但立碑僅僅屬于禮制方面的犯罪，責任也輕，故此樹碑建祠較爲普遍，不過現在還僅限于地方，在朝廷上還是沒有人敢這麽做的。
現在地方的總督、巡撫、巡按，被屬下樹碑建祠，似乎成爲天經地義的一件事情，王錫爵指出，現在大明地方行政中主要有六大弊端，即民情太隔、案牍太煩、趨承太過、耳目太偏、名實太靖、憲綱太弛，而其中最重要的王錫爵認爲是驅承太過。
這些得到了有豐富地方行政經驗的沈鯉、沈一貫的同意，沈鯉就說道：“以當今言之，按臣巡曆所至，則分巡、分守兩道官必随之。兩直隸既有撫按， 又有巡鹽、巡江、清軍、屯馬等，諸察院則兵備等官，東參西谒，朝送夕迎， 碌碌奔走，迄無甯日。而各府推官，不複理本府之刑，專于答應巡按矣。府州縣出廓迎送，遠者至數十裏外，綱紀廢弛，莫此爲甚。”
正因爲撫按決定地方州縣官員的生死榮辱，所以他們奉承頌揚而求榮免責，就成爲理所當然之事。而通過阿谀奉承與歌功頌德，撫按們榜足錢财而内聯閣部，虛得盛名而聲譽鶴起，可謂是政治、經濟雙豐收，但國事不可問矣。
王錫爵則是進一步指出，大明律雖然法有明文，但是在實際的司法實踐中，法司是絕對不會主動去使用奸黨之罪的，而皇帝在怠惰的情況下也很難想到使用奸黨之罪來收拾這些朋黨，而且要收拾朋黨，對于皇帝來說考驗還是很大的，畢竟要掌握官軍、廠衛等暴力機器，才能夠放手收拾這些朋黨，所以從正統以後，奸黨之罪實踐上就成爲了虛文。
朱載坖對輔臣們說道：“朕以爲今之仕者，議論繁多，毀譽互起，循資升降，既不勝其患得患失之心，任意雌黃，又難當夫吠形吠聲之口。曆官半世而尺寸未聞， 立身累朝而夷妬不定，是用世之具與官人之術兩失之也。而士風之邪正，系天下之安危，此不可不重也。祖宗既有明法，豈可不用？”
朱載坖自然是不怕收拾這些所謂的朋黨的，朱載坖當即口授上谕，令内閣起草诏書，戒谕大明文武官員。
朱載坖在诏書中明确對于現在的官場風氣予以抨擊，在诏書中朱載坖說道：“今在外官員，上自巡撫，下至州 縣，皆惟迎送京職以媚其口，看顧鄉宦以悅其心。蓋以爲此輩貴近，能爲禍福。如此則譽彰而得升，不如此則謗行而見識。若夫小民早遠，唯得心其，言不上達，故甯負公家而不負私室，甯害小民而不害已身，以緻朝廷法度廢弛， 天下軍民疲敝。”
“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編累贖，至核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谷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谙律例之文。雖誠心愛民者固多，而弦奇賈譽者不少！苟當上意，毋論民心。苟快目前，毋計日後，奸黨橫行，綱紀廢弛，此非朕所不能忍，太祖高皇帝之靈，亦不能忍也！”
所以朱載坖要求道：“科道、法司詳查細審，查照奸黨，條陳上疏以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