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時，官僚、貴族、地主利用權力和資本大肆兼并土地，形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局面，到了這一步國家财政基礎和社會穩定基礎就會瓦解。

社會基層固化，矛盾空前的激化。

長期和平，軍隊缺乏實戰鍛煉，軍事技術和指揮系統落後，國防開支被削減，邊備松弛，高層和百姓容易被和平麻痹思想，一旦民變或者外敵入侵，軍隊就是不堪一擊。

第二大項，制度僵化與治理失效，也包含了三點，分别是官僚腐敗系統與低效、改革動力喪失與路徑依賴、中央權威削弱。

盛世時間越長，官僚體系越龐大，既得利益集團 的力量就越強，他們阻撓改革，國家權力就成了他們謀私的工具，國家機器無法快速的運轉；

改革力喪失主要體現在後繼之君能力不足，不敢或無力進行深刻的制度變革來應對新問題，整個系統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

中央權威的削弱體現在了随着土地兼并和腐敗，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力會下降，地方勢力尾大不掉，形成了強枝弱幹的局面。

第三大項，領導力與偶然因素，包含了繼任者危機、天災與外部沖擊。

開創盛世的都是能力超強的君主，但皇位的繼承者卻是充滿了不确定性，能力不足無法掌控盛世後留下的複雜局面，一個錯誤的決定就可能引爆了所有積蓄的矛盾。

天災就不用多說了，承平日久了，天災很容易成爲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但是皇帝提出了科教興國的國策，更是将其定爲了大明國力的根本、民族事業的根本來做的。

有此國策，大明再續三百年國運就不再是嘴上說說的了。

科學研究和技術的發展，會提升畝産，從現在的兩石提升到三石、五石、甚至更高，

加上土地不允許買賣、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納糧等政令之下，人地矛盾會得到的極大的緩解。

技術的提升之下，大明會更加的繁榮，哪怕是這個國家無比的強大，一定會引起周邊國家的觊觎，軍隊的實戰是不可能缺少的。

現在大明是軍政分離，削減軍費這種事情幾乎不可能發生，技術的提升，會有越來越多的強大火器出現，這就與矛盾形成了循環。

至于說官僚體系、後繼者能力不足這些問題也不是什麽大問題，選拔人才的機制是全新的，人才大量湧出，總會出現如張居正等這樣的能臣幹吏。

後繼者隻要不自己作死，那就不可能出大亂子。

但是這一切都是建立在皇帝能繼續在位三四十年的基礎之上，能将現有的制度和科教興國的策略徹底的實施下去。

深度執行四十年後，已經與各行各業深度的綁定，牽一發而動全身，哪怕是後繼之君想要改上一改，都幾乎不可能。

到那個時候，哪怕是後繼之君能力平庸一些，隻要他還想當皇帝，就不可能自己作死的。

科教興國的國策能不能完全走出盛世悖論的曆史規律他不清楚，但他能肯定一定會緩解、延遲或改變衰落的模式。

而且即便是改朝換代，華夏依舊能快速屹立在世界之巅，這就足夠了。

如果崇祯知道袁可立現在的想法，他一定會告訴他衰落是政治、經濟、社會、生态的系統故障。

科教興國的道路隻能是建立在現代政治制度、經濟基礎和公民社會之上的産物。

所以他從登基之時便已經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或許現在還不完善，但他還有數十年的時間來調整。

“袁愛卿，第二件事兒！”

崇祯手指無意識的敲打着扶手：“鄭芝龍遠征海外立下如此大功，總不能一道聖旨嘉獎就這麽算了吧！”

袁可立眉頭跳了一下，立刻就明白了皇帝的意思。

鄭芝龍已經是軍機大臣了，在軍方權力方面可謂是大明絕對的前五，抛開忠貞侯秦良玉和英國公張維賢外，也唯有洪承疇的戰功能與之匹敵。

“陛下的意思是要封爵？”

說完後思索了幾息後再次出聲道：“崇祯二年，大明雖然日子稍微好過一些了，北部有建奴、草原諸部，西南安奢未平，東南沿海倭寇襲擾，西北又開始大旱，

可謂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稍有不慎便是動蕩更加嚴重。

以他掌控的七百艘商船和對東西洋的熟悉程度，以及他在福建沿海的威望，朝廷還真不好直接找他麻煩的。

在這個時候願意接受朝廷的招安，除了擔心朝廷對他們下狠手外，估摸着也存着幾分報效國家的心思在。

招安之後肅清十八芝海盜，東征扶桑中覆滅西班牙和荷蘭兩支支援扶桑艦隊，爲大軍的安全橫渡争取了最大的保障，

在西班牙和中南半島九大勢力進犯大明時更是一句全殲了他們的水師聯軍，隔絕了消息，活捉了安南國主鄭梉。

随商隊進駐東非，清理西班牙等國在東非的兵力，與諸國談判，獲得諸多利國的好處，剛回來又遠征海外，超額完成了我們的計劃，

雖然從五虎遊擊将軍一路晉升到如今的軍機大臣、大明海軍總督，但相對他的軍功，賞賜就差了點。

如今遠征海外的計劃已經完成的差不多了，馬六甲兩側也已經歸附，呂宋婆羅洲那邊即便是真要打也用不到他出手，

等他從歐洲回來海外敵人也不算多了，積累戰功的機會就少太多太多，這個時候封爵倒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