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項的光祿大夫倒也不算什麽，整個大明兩百餘年，得到這個榮譽的很多，可上柱國這個稱号就是另一回事兒了。

這個勳階的授予原則是理論上授予立有‘輔國安邦’不世之功的文武大臣，但明朝重文抑武，文臣極少獲此殊榮，武将更難企及。

整個大明一朝中，至本朝隻有兩位獲得這個賜封。

第一位是靖難名将朱能，病逝于征安南途中，追封‘東平王’，谥‘武烈’，并追贈‘上柱國’，這是大明首次贈授此銜，對象是已故的功勳武将。

第二位則是張居正，萬曆皇帝在其病重時特加‘上柱國‘勳号以示恩寵，但張居正‘力辭’ 而未受。

并給出了兩個理由，一是本朝無文臣受此勳的先例，二是自己已享極榮，不敢再受。

朝廷最終允辭，但這道‘授而辭’的程序，本身已證明其功績與地位足以匹配此銜，在政治象征意義上，他已被視爲 ‘無冕之上柱國’。

由此可以看出‘上柱國’這個榮譽性頭銜的獲得之難。

現在皇帝竟然給了袁可立這樣的頭銜，由此可見皇帝對他的重視。

衆人以爲聖旨就這麽完了，但很顯然後續超出了他們的預期。

王承恩的聲音再次傳來：“朕念耆舊勳勞，實深嘉歎，袁可立所有身後殊榮，已谕禮部備案。

袁可立俟後宜賜葬祭，予谥建祠，并敕建‘柱國元勳’坊于裏第，仍準入祀賢良祠，享春秋太牢之祀，永光竹帛，爾其欽承，勿替朕命！欽哉！ ”

呼……

嘶……

聽着欽哉二字，現場所有人皆是擡頭看向了王承恩……手中的聖旨。

個個都是滿眼的震駭之色，繼而轉變成了羨慕。

之前的四項賞賜，已經是文臣……大臣能獲得最高榮譽和待遇了，但沒有想到竟然還有最後的王炸。

最後一項内容雖然長，但翻譯過來就是：袁可立的功勞已經在禮部備案了，等袁可立死了，朝廷會給他建生祠和牌坊，

且地方政府每年春秋兩次，以公費、按官方禮儀對祭祀對象進行祭奠。

要知道，無論是大明一朝還是曆朝曆代，都遵循‘生不立祀，死不奪名’的潛規則。

大臣離任時若仍然在世，原則上不能立即獲得建牌坊和春秋官方緻祭的待遇。

牌坊（尤其是敕建牌坊）本質上是一種‘永久性公共紀念碑’ ，旨在表彰已凝固的曆史功績或道德典範。

之所以不會生前建造，是出于人還活着，其政治評價可能發生變化朝廷爲規避風險，傾向于死後追贈。

諸如張居正死後被清算，若生前建坊則成尴尬。

這就是所謂的蓋棺定論。

其次若是允許在世大臣建坊，易引發攀比和結黨标榜，不利于皇權控制。

極少數在世元老可能獲賜，但通常需滿足‘功高蓋世、年高德劭、皇帝特恩‘三個條件，且多爲一種‘預備性’榮譽。

即便如此，牌坊的建造和落成通常也在其身後。

但這聖旨上寫了，袁可立死了就能建造，這正體現了明代榮典制度的精妙之處。

既在當下給予極緻尊榮的預期，又将最終評定權牢牢掌握在皇帝（或未來的朝廷）手中，确保了對功臣評價的最終控制權。

即便如此，那也是對大臣的最高褒獎，遠超之前的四項賞賜。

史書會記載前四項，但讀史書的又能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