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研究的，給人的刻闆印象就是不善言談，但一談起他們研究的領域，立刻就跟變了個人似的。
王犇也是一樣，說到他的研究領域，根本就停不下來：
“真要說起來，生物防治最早起源應該還是我國，具體有文獻記載的内容，可追溯到西周時期。到了現代，我們在生物防治領域的研究，仍舊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但應用方面，就有些差強人意了。許多國家通過加強衛生與公衆服務系統、提高預防衛生安全威脅的能力、确保供應鏈的韌性和可持續性，以及投資開發新的藥品生産工藝，來減少對外依賴并拓寬本土生物醫藥技術産品。全球生物害蟲防治市場銷售額逐年增長，特别是在蔬菜和水果、草坪和園藝、莊稼等領域，這一趨勢，已得到業内廣泛認可。”
王犇說到這裏，王庚寅一個人推開門走了進來。
王犇停下來，跟梁棟一起扭頭看向王庚寅，王庚寅笑道:
“你們繼續，不用管我。”
說完，自顧自地坐在了旁邊。
王犇還真就繼續接着剛才的話題往下講道：
“到了今天，我們的改革開放，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吃飽穿暖的問題，早已得到普遍解決。那麽，當我們能夠吃得飽、穿得暖以後，就開始追求起了生活質量。前些年，我們國家經濟主要呈粗犷式增長，爲了追求GDP，犧牲了許多東西，比如環境，比如食品安全……環境我就不說了，我今天要說的就是這個食品安全。民以食爲天，吃得健康，永遠都是老百姓最關心的一個話題。在片面追求搞活經濟的那些年裏，爲了迅速提高産出，犧牲的就隻有品質了。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比如這個DDT的發現，由于其制造成本低廉，殺蟲效果顯著，一經問世，迅速風靡全球，一度被世界譽爲‘殺蟲良藥’、‘萬能殺蟲劑’。但是，我們在接受DDT所帶來的總總便利的同時，也不得不同時接受它最大的一個副作用——不易被自然降解，能夠在生物體内不斷積累。有科學研究發現，許多鳥類、昆蟲的滅絕，都與DDT脫不開幹系，科學家們甚至還在南極的企鵝體内發現了DDT的殘留！所以，到了1991年，DDT就被全球禁用了。不過，到了2002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正式解除對DDT的禁令，允許部分地區以安全有效的方法重新啓用DDT，主要用于控制蚊子繁殖以及預防瘧疾，登革熱，黃熱病等熱帶傳染病……”
王庚寅見兒子始終講不到重點，就咳嗽兩聲，提醒道：
“這是在家裏，不是在你的課堂，小梁也不是你的學生，你沒必要跟他講這些學術性的東西。”
王犇有些尴尬地笑了笑，不過還是接受了父親的建議，繼續道：
“我說這麽多，無非就是想表達一個觀點，像DDT這樣的高毒農藥，優點是制造成本低廉，殺蟲效果顯著，缺點就是我剛才說的，會産生很多副作用，比如嚴重破壞環境，嚴重破壞生态平衡，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等。後來，我們就逐步取締了高毒農藥，用低毒高效農藥，替代了高毒農藥。但是，低毒高效農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被幾家國際巨頭壟斷，我國雖然擁有兩千多加農藥制造企業，但都要購買别人的專利，主要利潤都被那些國際巨頭收割了。即便如此，高效低毒農藥的殘留問題，以及對生态環境的破壞問題，依舊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重點，說重點！”王庚寅再次提醒兒子。
王犇看了父親一眼，然後道：
“生物防治，與高毒農藥和高效低毒農藥相比，優勢十分明顯。生物防治的優勢，主要在于針對性強，不會産生耐藥性，殺蟲效果更加顯著，而且還不會破壞生态環境，也不影響人體健康。但是，生物防治相對來說，具有成本高、見效慢、不太穩定等缺點。我們到下面搞生物防治試點的時候，免不了要跟地方政府打交道。這裏有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每當我們到一個地方的時候，最初與那些地方主官打交道的時候，他們都會對我們的項目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但是，一旦我們要談到實質性的合作時，阻力就會接踵而來。這裏面反對我們最堅決的，就是搞病蟲害監測的那些人，因爲這些人大多跟那些農藥公司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直白點說，就是我們動了那些人的蛋糕！”
王犇說到這裏，總算扯上了正題。
王庚寅中途返回，應該就是怕兒子說起專業領域，犯了長篇大論的老毛病，見他好不容易扯上正題，就打斷道：
“小梁，王犇這個項目，有着天然短闆。一個是會動了某些人的蛋糕，一個是周期太長。但是，我感覺這個項目跟小梁你的某些理念十分契合，這也是我爲什麽要把王犇推薦給你的主要原因！我知道小梁你不管是在槐安，還是在景川，對食品安全問題都十分關注，而農藥殘留問題，是食品安全問題中的重要一環，不解決這個問題，根本就枉談食品安全！”
梁棟能理解王庚寅的心情，他把兒子推薦給梁棟，少不了有爲他兒子的前途着想的意思，但同時也有出于公心的一面。
這父子倆，一個緻力于養殖領域，一個緻力于生物防治領域，都是梁棟心中佩服的人。
“王老，從我還是何沖鄉副鄉長的時候，就特别關注食品安全的問題，要不然，我也不會大力扶持鄉裏發展土雞養殖了。現在想起來，好像茫茫中一切自有定數，要不是因爲我有着這份心思，就不會想着去嶺西農大找技術支持，也就不會認識王老。如果我沒有認識王老，說不定我的人生也将會是另外一種風景了。”梁棟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