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向東說，李大站長，這以前的時候，人都吃不飽，咋會拿這救命的糧食來造酒，算下來，咱們也是從改革開放後才慢慢吃上了白面饅頭。這高粱米，是人沒有辦法的時候吃的，産量大，好管理，人也可以吃，牲口也可以吃，吃不完了，就釀酒，慢慢地一輩輩地傳下來，李主任，咱這酒廠到現在不容易。

向東說這個話我倒是理解，小的時候，白面饅頭那是過年才能吃上的美食，那個時候，說不清楚的原因，大家辛苦勞作，就是不見産糧食，一個生産隊累死累活地幹上一年，每家每戶才分一兩百斤的糧食，這沒有東西吃怎麽辦，好在當時推廣了紅薯的種植，每家每戶把紅薯切片晾幹，就是吃這紅薯幹。紅薯幹澱粉少，吃了之後不到下一頓吃飯的時間，就又餓得眼冒金星。向東這樣說，我反倒覺得自己這問題實在有些傻，就好比不食人間煙火一般。

我說，向東大哥，以後你别喊什麽李大站長了，這聽起來生分，我比你小，以後你就叫我朝陽，我就喊你大哥，這樣聽着多親切。

孫向東咧嘴一笑，說道，那可不成，你是管理這酒廠的父母官，我雖然長你幾歲，但是這規矩不能亂了。

聽到孫向東說着規矩這個詞，我的腦海裏突然想起了阿姨說的一句話，你們這年紀輕輕，還挺保守，這改革開放，關鍵在解放思想。我們從小就已經被禁锢在這規矩之中，我們生長的環境也是處處有着規矩。阿姨說得真的太對了，沒有思想上的突破，怎麽會有怎麽敢有行動上的落實，看來這向東和從前的我一樣，思想可能有些保守。

我試探着問道，向東，有沒有考慮過，把咱這酒廠做大，搞成一個大酒廠。

向東摸了摸頭，坐在馬紮上，用腳在地上胡亂地畫着。說道，李大站長，我從出生就泡在這高粱壇子裏，從小喝這高粱酒就和喝水一樣，這高粱酒廠從我小時候到現在三十多年了吧，就是這個模樣，你說把它搞成酒廠，咋搞？咱現在的産量就這麽大，一年也就是賣這麽多酒，咱該交給鄉上的一分不少，咱該發的工資一分不欠，咱這樣多好呀，搞大酒廠，我可不會。

聽着向東說到規矩這個詞，我就知道這孫向東不會輕易地點這個頭，換位思考，我如果是孫向東，也不會答應，現在确實挺好，守着這個小作坊，當着這個小廠長，自己的媳婦還管着廠裏的賬，在這十裏八鄉也算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誰家有個婚喪嫁娶，都離不了這高粱酒。這酒廠确實也很特殊，離了人家孫家的人，确實就搞不出來酒。别說我這個小小的企管站站長，除了這分管的副鄉長和張叔，這孫向東完全可以不顧及我們這些人的情面。

我說，向東，沒事，不懂咱們可以學習，到時候我和你一起學。

孫向東說道：李大主任，我一個初中畢業，認識的字還沒有認識的高粱多，你這喊我學什麽，難道我不學習就造不出高粱酒，我勸你也别瞎折騰，幾代人都這個樣子，咱們踏踏實實，安安穩穩的多好，你要是想要酒，我送你個幾百斤都不是問題，你喊我看書學習。說着孫向東從馬紮上站了起來，擺了擺手說道，李大主任，幹脆你來當這個廠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