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洛托夫在自己的備忘錄上記下了延安方面關于第叁國際的相關提議，并對延安方面回複道。

“這個問題，我已經記錄了下來，我回到蘇聯之後，會向鋼鐵同志說明該情況，并請鋼鐵同志認真考慮你們的建議。

如果可以的話，那麽我想接下來以蘇聯和延安兩個重要支部的名義，向第叁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提交這份建議，将會得到慎重考慮。”

此時的外交委員還不知道自己這次和延安方面的會議将會載入史冊，将會成爲第叁國際的一個重要轉折。

他這個時候，隻是覺得延安方面可能會和蘇聯一起商量一下，雙方共同出資，去援助其他的組織而已。

不知道秦文偉存在的人，他們無法理解爲什麽延安方面能夠爲第叁國際提供如此海量的援助物資和資金。

但對于延安方面來說，這些事情都是以後的事情，這僅僅隻是延安方面的第一個條件而已。

而且相較而言，這個條件雖然重磅，但它并未損害到蘇聯的自身利益，甚至蘇聯方面也樂于見到第叁國際的解散。

可接下來延安方面要提的問題，可就是切切實實和蘇聯的利益有關了。

延安方面說道：“第二個問題，則是蒙古問題。”

在聽到蒙古這個詞的時候，外交委員整個人都警惕了起來。

蘇聯在蒙古做的是什麽事情，外交委員心裏清楚的很，所以現在延安方面既然提到了蒙古，他自然也需要打起精神來，确認下延安在對蒙古問題上，到底是什麽态度了。

隻見延安方面繼續說道：“莫洛托夫同志，蘇聯當前派遣紅軍進入蒙古，這嚴重損害了中國的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

我們對此表示強烈的抗議，并希望蘇聯方面能夠遵照《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及聲明書》之規定，将紅軍撤出蒙古。

并依照《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及聲明書》之規定，承認中國對蒙古主權，不再支持蒙古的獨立事宜。”

外交委員的鋼筆在備忘錄上停頓了一瞬，墨水在紙面上暈開一小片藍色的痕迹。

會議室的空氣仿佛凝固了，蘇聯代表團的成員們不約而同地調整了坐姿，衣物摩擦發出輕微的窸窣聲。

延安方面上來提的條件就讓蘇聯代表團的其他幾個成員面面相觑。

這事情他們哪裏敢亂說話啊，于是就紛紛把目光看向了坐在主座上的外交委員。

此時的外交委員看着自己備忘錄上那一抹暈開的藍色墨水，面色略微有些陰沉。

他擡起頭，随後緩緩地摘下眼鏡，從自己的口袋裏掏出絲質手帕，慢慢地擦拭着手中的鏡片。

這個動作給了他接近半分鍾的思考時間，會議室衆人也都在盯着外交委員。

對于蒙古問題，此前他在蘇聯的會議上向大胡子提議建立一條從蘇聯到延安控制的察哈爾地區的交通線的時候，他就和大胡子聊過這個話題。

畢竟要建立一條這樣的交通線，是需要經過蒙古的，那之後和延安方面談這個交通線的時候，也就難免會提到蒙古。

所以蒙古這個話題和延安接下來讨論交通線的時候是繞不開的。

外交委員和大胡子針對這個問題，也有過讨論，大胡子定下了雙方談判的一些大緻綱領，對于哪些問題可以談，哪些問題不能談，以及還有哪些問題是應該成爲蘇聯手中的重要籌碼等等一一進行了分析。

讓蘇聯直接從外蒙撤軍，這就是大胡子認爲絕對不能答應的要求之一。

至于主權方面，大胡子認爲如果延安方面态度強硬，可以适當讓步一些。

“關于蒙古問題。

蘇聯紅軍進駐蒙古人民共和國，是基于1936年《蘇蒙互助協定書》的合法行爲。這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正常軍事合作。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事情，應該交由蒙古人民共和國自行決定，他國無暇決定和幹涉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内政。”

這是一個十分冠冕堂皇的回答，且在這個回答裏，外交委員十分明确地将【蒙古人民共和國】這個名字叫了出來。

但顯然這件事情并不可能就這麽簡單就能說過去的。

而且外交委員這個回答，也引起了副總指揮的不滿。

于是，副總指揮面帶愠色，用手指敲了敲桌面之後，看着外交委員，對外交委員說道。

“莫洛托夫同志，1913年的《中俄聲明文件》和1915年的《中俄蒙協約》是由當時的中國袁世凱和沙俄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可即便是當時沙俄趁着中國軍閥混戰，自顧不暇之際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也明确了中國是蒙古的宗主國。

十月革命之後，在1917年和1919年俄國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後來，在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與蘇聯簽訂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及聲明書》中的第五條明确規定：

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爲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内中國之主權。

蘇聯政府聲明，一俟有關撤退蘇聯政府駐外蒙軍隊之問題，即撤兵期限及彼此邊界安甯辦法，在本協定第二條所定會議中商定，即将蘇聯政府一切軍隊由外蒙盡數撤退。

可爲何直到現在，蘇聯仍舊未遵照此項協議，撤出蒙古地區？

貴國現在這種行爲，與沙俄時代的殖民政策有什麽區别？

沙俄時期甚至還承認中國對蒙古的宗主權，可到了如今，蒙古已經在貴國的支持下，自行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這個非法政府。

各國成立組織的目的，是消滅剝削、消滅帝國主義，可貴國如今的這個行徑，與帝國主義何異？

外蒙主權歸屬毫無争議，請你們重視這點。”

在聽到副總指揮毫不掩飾的指責之後，外交委員臉色也有些難看起來。

不過早有準備的他還是将一疊文件推向桌面中央，随後說道：

“曆史問題應該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

蒙古人民在1921年革命後已經行使了民族自決權。這是列同志關于民族問題理論的偉大實踐。“

副參謀長聞言，突然笑了起來，随後他對外交委員說道。

“根據我們最近得到的一些情報碎片，蘇聯方面似乎目前正在與日本接觸，想要同日本之間締結契約。

而雙方締約的條件，似乎就是以蘇聯承認僞滿洲國爲代價，換取日本方面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

這難道也是馬列理論的實踐？“

“這是毫無證據的猜測。”

“我想我們還是暫時休息一會吧，讓彼此都冷靜一下。”

延安方面見雙方頗有一種劍拔弩張的樣子，于是就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