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凜冽的北風如一頭狂暴的野獸，裹挾着北方特有的刺骨寒意，呼嘯着掠過滅資街道革委會那棟紅磚樓。窗棂上，一層晶瑩的薄冰花悄然凝結，宛如一位神秘畫師，用指尖蘸着徹骨的寒氣，精心勾勒出的細碎紋路，透着絲絲冷冽與孤寂。

胡老栓專案組解散後，我拖着因小兒麻痹後遺症而行動不便的右腿，一瘸一拐、艱難地挪向那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辦公室。那把掉了漆的木椅，依舊靜靜地待在原地，椅面上，一道道因我常年端坐而磨出的淺痕，宛如歲月刻下的獨特印記，無聲訴說着往昔的時光。

剛把搪瓷缸子輕輕擱在桌上，“哐當”一聲，缸底與桌面碰撞發出的清脆聲響，還未完全消散，馬文書便風風火火地掀着棉門簾闖了進來。刹那間，一股寒氣如洶湧的潮水，裹挾着他手中那份皺巴巴的文件，撲面而來。他眉頭緊鎖，擰成了一個死疙瘩，聲音壓得極低，卻難掩其中的急切：“别歇着了，有大事——街道革委會年底就要撤了，要恢複街道辦事處，下面還得設居委會，咱們這些人可都得分流啦。”

我接過文件，指尖輕輕劃過那“國家幹部回區政府安置，非幹部自願調街道工廠”的鉛字。紙頁粗糙的紋理，硌得指腹微微發疼，心裏也随之湧起一陣慌亂。要知道，那時候的街道工廠，大多從事着糊紙盒、縫手套這類單調又辛苦的營生。整天都得坐着，埋頭忙碌，我這右腿蜷着發力本就艱難，怕是連半天都撐不下來。還沒等我把這份焦慮理順，馬文書又補了一句，語氣裏竟帶着一絲難以掩飾的羨慕：“你就不一樣啦，區裏批了，說你有文化，身體又不方便，讓你去居委會當幹部，還是補貼制的呢。”

新成立的居委會，擠在一間由舊倉庫改造而來的辦公室裏。牆皮這兒一塊那兒一塊地剝落着，仿佛是歲月無情撕下的傷疤；牆角堆着還沒清理幹淨的麻袋，雜亂無章；風從窗縫裏偷偷鑽進來，吹得帆布嘩啦啦作響，好似在訴說着這裏的簡陋與冷清。

居委會總共五個人：主任是街道的老治安委員，年過五十，嗓門大得如同炸雷，仿佛能穿透厚厚的牆壁，說話時總帶着以前喊口号的那股子勁兒；城建衛生委員負責管理街巷保潔，每天揣着個小本子，像個小賬房先生，仔細記着哪條街的清潔工掃得幹不幹淨；民政委員手裏緊緊攥着低保戶和“三無”人員的名單，誰家缺糧少藥了，他都得跑前跑後，忙得不可開交；社會治安委員專門負責管理還沒平反的“地富反壞右”，晚上常常揣着紅袖章，拿着個小喇叭，在巷子裏扯着嗓子喊：“防火防盜，關好門窗！”而我，則擔任文書一職，負責管賬目和“思想工作”——其實就是和居民們聊聊天，記錄下大家的難處。

每月30塊的工資，被我緊緊捏在手裏。這錢，比工廠二級工少六塊五，卻比新學員多十一塊五。主任常常拍着我的肩膀，笑着打趣道：“你這是趕上好時候啦，不用幹重活，還能拿穩定錢。”其他委員每月隻能拿到十四塊多，他們攥着錢時，總會忍不住念叨：“夠生活費啦，八毛錢一斤的豬肉能買兩斤，再稱斤一毛四分的大米，給娃補補。”錢雖然不多，卻也能勉強撐起這個家的日子。

居委會歸街道辦事處管，一個辦事處管着五六個居委會。日常工作就是傳達區裏的文件，挨家挨戶統計居民糧本，按照人頭發放豆制品票、布票，再把街坊們的訴求往上遞——張大媽家漏雨了，李大爺的低保沒發下來，這些事兒都得我們記着，然後跑腿去解決。

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的消息傳了下來。主任在會上念文件時，聲音都帶着微微的顫抖。念到“以後不搞政治挂帥了，要搞改革開放，搞市場經濟”這句話時，他停了停，又把這句話重複了一遍，仿佛要把每一個字都嚼碎、嚼透，深深印在腦海裏。沒過多久，辦事處就下了通知，讓居委會創辦“三産”，說是要“自食其力，适應新時代”。

1979年初春，乍暖還寒的日子裏，“迎江街道豆腐店”熱熱鬧鬧地開張了。居委會的人輪流早起，拖着木闆車去菜市場叫賣豆腐；另一間閑置倉庫被改造成了零售店面，牆皮斑駁得露出了裏面的青磚，仿佛在訴說着歲月的滄桑；店後倉庫角落堆着陳年麥稭，掃開時揚起的灰塵嗆得人直咳嗽，得等半天才能看清東西。

石磨擺在店中央，磨盤足有八仙桌那麽大，磨杆粗得要四個人合抱才能推動。一轉起來，就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像是一頭老牛累得直喘粗氣。大鐵鍋穩穩地坐在土竈上，蒸汽從鍋蓋縫裏冒出來，裹挾着生黃豆的腥氣，把整個屋子蒸得霧蒙蒙的。進去沒一會兒，棉襖就被熱氣浸透，貼在背上涼飕飕的，可卻沒人舍得脫——怕一冷一熱着涼生病。

開張那天，店裏來了四個關鍵人物。孫師傅五十八歲，原是農村小豆腐坊的老技工，隻因“成分是資本家後代”就被下放。他背有點駝，仿佛被歲月無情地壓彎了腰，雙手布滿老繭，指關節粗大得像核桃。平日裏，他沉默得像一塊石頭，可一站在石磨前，眼裏就立刻亮了起來，仿佛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舞台。趙大姐四十多歲，大眼睛炯炯有神，皮膚是常年在外奔波曬出的黑紅，笑起來有兩個深深的酒窩。平日裏，她愛哼黃梅戲，“樹上的鳥兒成雙對”一開口，街坊鄰居都能循着聲音湊過來。她算盤打得好，手指在算珠上翻飛，噼啪響得像放鞭炮。因爲娘家是“小業主”，以前也被管制過，這次被居委會聘來當負責人，一心想把生意做好——畢竟豆腐店是自負盈虧，多勞多得，她要養家裏兩男一女三個孩子，盼着多賺點錢給娃添件新衣。劉小妹二十二歲，是街坊家的姑娘，腦子不太靈光，說話總慢半拍，卻生得清秀，眼睛像浸在水裏的黑葡萄，笑起來露出兩顆可愛的小虎牙。她沒工作，居委會便安排她來打雜，跟着趙大姐學泡豆子、洗磨盤。她動作慢，卻肯下力氣，豆子泡得發漲，她也會一顆顆仔細地撿着挑出壞的。趙衛東三十五歲，是刑滿釋放人員，以前因爲“耍流氓”被勞教三年，出來後沒地方去。他身材高大，卻總縮着肩膀，眼神躲躲閃閃，像怕被人盯着看。可他手腳麻利，搬豆子、劈柴、刷磨盤，幹起活來從不偷懶。

我作爲文書，每天來店裏記台賬，順便“做思想工作”——其實就是跟大家聊聊天，看看有沒有鬧矛盾的。開張第一天，孫師傅站在大鍋前點鹵，手裏端着個豁了口的瓷碗，碗裏是乳白色的石膏水。他手腕輕輕一抖，石膏水順着碗邊緩緩流進豆漿裏，動作穩得像定了格，連呼吸都放得極輕。“來了。”他頭也不擡，等第一闆豆腐壓成型，用竹刀切成小塊，挑了塊最嫩的，滴了兩滴香油，遞到我面前，聲音裏帶着點驕傲：“嘗嘗，還是以前小作坊的老味道。”我接過豆腐，放進嘴裏，豆香混着香油的醇厚在舌尖散開，暖得人心頭發熱，像是嘗到了小時候過年才有的滋味。

劉小妹在趙大姐的指導下搬黃豆，藤筐裝得滿滿的，壓得她胳膊彎往下沉，走得搖搖晃晃，嘴裏還小聲念叨：“豆子...要泡...泡一夜才軟...”趙衛東在旁邊劈柴，瞥見她的樣子，嘴角偷偷勾了勾，放下斧頭走過去，伸手幫她扶了把筐沿。

劉小妹擡頭沖他笑，眼睛彎成了月牙，露出的小虎牙閃着光。趙大姐在一旁扒拉算盤，瞥見這一幕，笑着喊：“衛東，你多幫幫小妹，她年紀小，力氣也小。”趙衛東點點頭，沒說話，卻主動把下一個藤筐扛到了泡豆子的缸邊。(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