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春，宜城的冬寒還未完全褪盡，整座城像剛從綿長冬眠裏醒轉的生靈，街角屋檐下偶爾還挂着未化的殘冰，風裏卻已悄悄裹進一絲若有似無的暖意——那是種要掙開寒冬束縛、朝着新生奔去的溫度。

城南街道辦事處門前，漿糊的酸澀氣味在晨風中漫開，帶着舊紙張與新油墨混合的獨特味道。文書小楊踩着條半舊的木凳，年輕的臉上滿是鄭重，指尖捏着從《人民日報》上剪下的報道，指腹因用力而微微泛白。他個子不算高，得踮着腳才能夠到“學習園地”最顯眼的位置，雙手雖有幾分輕顫，貼報紙的動作卻格外仔細，連邊角的褶皺都一點點捋平。

那報道的标題《新時代的春天——經濟特區建設紀實》用的是黑體字，在灰白的黑闆報上格外紮眼；旁邊配的深圳高樓施工照有些模糊，油墨暈開了些許輪廓，可仍能看清塔吊的鋼鐵臂杆直指天空，成片的樓房像雨後春筍般從土地裏冒出來，粗粝的水泥牆體間，仿佛能聽見鋼筋碰撞的清脆聲響。那些尚未完工的高樓，像一群沉默卻充滿力量的巨人，立在報紙的方寸之間，朝這座南方小城散發着遙遠又強烈的吸引力。

不過半袋煙的工夫，宣傳欄前就圍攏了人。剛到崗的辦事員揣着搪瓷缸子，買菜路過的居民拎着竹籃，連隔壁雜貨店的老闆都暫時關了店門湊過來，一個個伸長脖子，目光全黏在那張報紙上，嗡嗡的議論聲像剛燒開的水，一下子就漫了開來。

“特區？這玩意兒跟舊社會的租界有啥不一樣？”說話的是老姚，在辦事處幹了幾年聘用的老會計，鼻梁上架着副用膠布粘過鏡腿的老花鏡，他伸手推了推眼鏡，眉頭擰成個疙瘩，語氣裏滿是憂慮。這話一出，人群瞬間靜了靜，好些人都跟着點頭，眼裏露出相同的疑惑。

“你瞅那樓，比咱城郊的大龍山還高半截！”飲食店的王師傅拎着剛洗過的鐵鍋鏟，鏟沿還挂着水珠，他指着照片裏的高樓，嗓門又亮又響，“這得砸多少錢進去？萬一收不回來咋辦？”他常年跟柴米油鹽打交道，算慣了細賬，眼裏滿是實打實的懷疑，仿佛已經看見白花花的銀子打了水漂。

“嗨，你們懂啥！”一個穿米白色夾克的青年擠進來，嘴裏叼着支煙，煙霧在他眼前繞了圈，他故意眯起眼，語氣誇張得像說評書，“我表哥在廣州打工，說深圳那邊遍地是黃金，蹲馬路牙子上撿個易拉罐，都比咱上班一天掙得多！”說完還沖人群眨了眨眼，逗得周圍人一陣哄笑，議論聲也更熱鬧了，有信的，有罵“吹牛”的，還有人湊過去追問“真能掙那麽多？”

我扶着那輛騎了好幾年的永久牌自行車，車把手上還纏着去年冬天凍裂的膠帶，靜靜地站在人群外圍。視線越過攢動的人頭，落在報紙上那片遙遠的“春天”裏，心裏像被什麽東西撞了下，又輕又沉。

那是種說不清楚的滋味——有對南方熱土的好奇，有對新鮮生活的渴望，可更多的是對“改變”的不安，像站在河邊想下水，卻又怕被浪頭卷走。風輕輕掀動報紙的一角，帶着點潮濕的氣息，恍惚間竟像是從南海之濱吹過來的，鹹鹹的，裹着機器的轟鳴與人群的喧嚣，飄進了這座安靜的小城。

小吳辭職前南下的前一晚，由于我和他都是單身，街道值班室格外靜。隻有一盞昏黃的白熾燈挂在天花闆上，燈泡上蒙着層薄灰，投下的光也帶着點朦胧的暖意。桌上擺着個玻璃罐頭瓶，裏面裝着半瓶散裝啤酒，瓶蓋沒擰緊，冒着細密的泡沫；旁邊放着包炒花生米，邊緣有些焦黑，是我傍晚在傳達室借用看大門王老的煤爐炒的，還帶着點煙火氣。

小吳坐在桌旁的木椅上，背挺得筆直，可眼神卻有些飄。他一會兒盯着桌上的啤酒瓶，一會兒又看向窗外的夜空，情緒像坐過山車，剛說起深圳時眼裏亮得像有光，轉瞬又會閃過一絲迷茫。他從口袋裏摸出根火柴，沒點煙，而是捏着火柴棍在水泥地上畫起來，歪歪扭扭的線條慢慢連成中國地圖的輪廓，畫到東南角時，他突然用火柴頭狠狠點了個黑印，聲音陡然拔高：“喏，就這兒！深圳！”

他擡起頭，眼睛裏閃着興奮的光，語速飛快：“我托人打聽了，那邊的服裝廠招工人，一條牛仔褲賣出去，提成就夠咱在這兒掙一個月！”話裏滿是對财富的渴望，還有點年輕人特有的沖動，聲音在空蕩蕩的值班室裏回蕩，撞在牆上又彈回來，顯得格外清晰。

“我算是想通了，”他拿起罐頭瓶，猛灌了口啤酒，泡沫順着嘴角流到下巴上，沾在沒刮幹淨的胡茬裏，看着有點狼狽，卻透着股不管不顧的豪邁，“在這兒天天抄報表、寫總結，一眼能望到退休那天，有啥意思？不如出去搏一把，就算輸了，也比蹲在這兒強！”

他的目光落在我的右腿上，那是小時候得小兒麻痹落下的毛病，走路總有點跛。剛才還亢奮的語氣瞬間沉了下來，帶着真心的惋惜：“張毅，你是真有本事，寫的文章能上區裏的簡報，要是你這腿沒問題……咱倆一起去深圳闖，肯定能成事兒！”他說得認真，眼裏的遺憾像潮水似的漫上來，我知道他沒說假話，可這話卻像根細針，輕輕紮在我心上。

其實他不說，我也懂。誰不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深圳的高樓、南方的海風、未知的機遇，這些念頭像野草似的在我心裏長了很久。

可我更清楚，當初爲了這個街道辦事處的大集體指标，我跑了多少趟市勞動局和區裏，反複展示自己能寫能算，才終于得到這份全民單位改爲大集體指标，才好不容易覓得這份伏案工作——對我這樣的人來說，這份安穩的工作，就像寒冬裏的炭火，攥在手裏，怎麽也舍不得松開。

我沒接話，隻是低頭剝花生米，“咔嚓、咔嚓”的聲響在安靜的值班室裏格外清楚。小吳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酒氣混着熱氣撲過來：“你放心！等我在深圳站穩腳跟，掙了錢，先給你寄條最時髦的喇叭褲！就是電視裏演的那種，褲腿寬得能裝下兩條腿的！”他說得斬釘截鐵，仿佛已經看到我穿上喇叭褲的樣子，眼裏又恢複了剛才的光亮。

我捏着手裏的花生殼，看着他興奮的樣子，心裏像裝了五味瓶。有爲他高興的，有羨慕他敢闖的，可更多的是自己無法同行的失落，像嘴裏含着塊沒化的冰糖，甜絲絲的，卻又帶着點說不出的苦澀。那啤酒的苦味還在舌尖打轉，可比起心裏的滋味，又算得了什麽呢？

小吳辭職走後的那幾天，我總睡不着。夜晚的辦事處很靜，隻有窗外的梧桐樹在風裏沙沙響，偶爾有晚歸的自行車路過，車鈴聲從遠到近，又慢慢消失。我伏在那張掉了漆的木制辦公桌上，面前擺着台老舊的打字機，鍵盤上的字母已經磨得看不清，敲下去時總發出“咔嗒、咔嗒”的聲響，像在跟我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