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泰等部逃回突厥後，給新立的毗伽可汗帶來了新的希望和誘惑。面對内部逐漸凝聚的人心，以及唐朝邊境的動蕩，“毗伽可汗想趁機南下，對唐朝發起反攻”。

然而，老謀深算的暾欲谷再次展現了其卓越的戰略智慧和心理洞察力。

他勸阻道：“唐主英武、人民和洽，莊稼豐收，不可輕舉妄動。我們的部衆才剛剛聚集，力量還很弱小，應當休養生息幾年後，才可伺機而動。” 這是一次清醒的“社會比較”。

他準确地評估了敵我雙方的綜合實力和心理狀态，指出唐朝正處于上升期（“英武”、“和洽”、“豐收”），而突厥則處于“心理恢複期”，亟需休養，避免再次遭受重大挫折，導緻剛剛凝聚的“集體效能感”再次崩潰。

更有趣的是接下來的對話。“毗伽可汗又打算修築城池，建造寺廟”。

這個想法，反映了他内心深處對唐朝文明模式的向往，是一種“文化自卑”與“模仿心理”的體現。

他希望通過模仿強大的對手，來獲得同樣的力量。

但暾欲谷堅決反對，他的理由深刻而精辟：

“不可。我們突厥人衆稀少，不足唐朝的百分之一，我們之所以能夠與其匹敵，就是我們追逐水草，居住無常，以射獵爲生，人人都習武，我們力量強大的時候，就可以進軍搶掠，弱小時又可逃竄，躲進山林，唐軍人數雖多，也無能爲力。如今假如我們修築城池，變更舊俗，一旦失利，必定會被殲滅。”

這段話，堪稱遊牧民族的“生存心理學”總綱。

暾欲谷深刻地認識到，突厥的核心優勢在于其機動性帶來的“心理不确定性”和“控制感”，以及全民尚武精神所維系的“集體自尊”。

築城定居，意味着放棄這種心理和戰術優勢，與唐朝進行對方擅長的堡壘攻防戰，這無異于自殺。

他更進一步指出：“佛教、道教，隻會把人們教育得仁義、柔弱，不是暴力争勝之術，不可推崇它們。” 這雖然帶有功利主義色彩，但卻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文化形态與民族性格塑造之間的關系。

他擔心溫和的宗教會消解突厥人的尚武精神和攻擊性，而這正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心理資本”。

“毗伽可汗這才停止了。” 暾欲谷的谏言，成功地進行了一次“認知重構”，讓毗伽可汗認識到，保持本民族的“文化認同”和心理特質，才是生存和發展的根本。

在唐朝這邊，面對奚人和契丹人的歸順，一項重要的戰略重建工程也被提上日程。

“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恢複營州建制”。

到開元五年（公元717年）正月，唐玄宗正式下诏，“在柳城重新設立營州都督，兼平盧軍使”，并任命“太子詹事姜師度爲營田、支度使，與宋慶禮等人修築城池”。

史載“僅用三十天就建成了”，效率驚人。

更重要的是接下來的發展：“宋慶禮清廉勤勉，組織人力開荒屯田，招撫流民，數年之間，營州倉庫充實，城市也繁榮起來了。”

營州的複興，是“環境心理學”一次成功的積極實踐。

它通過創造穩定、繁榮的物質環境（城池、屯田、倉庫），來潛移默化地影響和塑造人的心理與行爲。流民被招撫，有了固定的居所和生計，其心理狀态會逐漸從“漂泊不安”轉向“安定歸屬”。

繁榮的商業和充實的倉庫，則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安全感”。這種由外而内的心理建設，與王晙提出的内遷降衆進行文化同化的思路，在内核上是相通的。

貞小兕明白，這都是希望通過改變環境來最終改變人心，構建起對大唐帝國的認同感和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