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集使制度改革之時，小兕正好參與了一些接待輔助工作。她親眼見證了新政立竿見影的效果。
“往年此時，”她觀察道，“鴻胪寺乃至各衙門都少不了各種私下請托、宴飲，空氣中都彌漫着一種躁動和功利的氣息。而今年則顯得格外清靜，朝集使們大多專注于公務彙報和材料準備。因爲大家都知道，跑也沒用，位置都凍着呢。”
她将這些觀察記錄下來，并附上自己的分析：“宋相這是運用了‘行爲經濟學’的原理。他提高了行賄的‘成本’（金錢和精力投入）的同時，使其‘收益’（即刻升遷）變得極不确定甚至爲零。于是，理性的地方官自然會選擇将資源投入到更能産生績效的工作中去。這比任何道德說教和嚴刑峻法都來得更根本、更有效。它從制度上引導官員做出符合組織利益的選擇。”
原來，岐山令王仁琛因是唐玄宗當藩王時的下屬，就寫個便條通知有關部門讓給他個五品官。宋璟上奏反對：
“對故舊的恩典，也是有規矩的。授予他們官職，并非沒有公道。王仁琛過去由于舊恩已經從優升遷過了，如今再破格提拔，就與别人不同了。況且，他又與王皇後是同族，更應該考慮到社會輿論。請求讓吏部進行審查，如果沒有大的過失，根據規定符合留京條件的，可以按照他的資曆、勞績稍稍從優提拔就可以了。”
唐玄宗同意了。
有一個名叫宋元超的候選官員，自稱是宋璟的叔父，希望能得到吏部的關照。宋璟聽說後，給吏部寫信：
“宋元超是我的三堂叔，一直住在洛陽，平常很少見面。我既不敢因爲他是我的長輩就隐瞞不報，也不敢以私害公。過去，他沒有提到我，自然按照規定處理；如今，他既然提到了這一層關系，就應該矯枉過正，請求注銷他的候補資格。”
甯王李憲請給候補官薛嗣先授予一個小官，唐玄宗将此事交付中書省和門下省處理。宋璟上奏稱：
“薛嗣先兩次擔任過齋郎，雖然沒有什麽特殊貢獻，但因甯王之故，當然可以給他一個小官。景龍年間，皇帝經常寫手诏直接封官，稱之爲‘斜封’。自從陛下即位後，此等情況就杜絕了。不論是賞賜一人，或者是任命一官，都必須是因爲此人有戰功，或者有才能，也都要經過中書省和門下省的層層審核。最爲公平正義，隻有聖人才能做到。薛嗣先幸而與皇家沾親帶故，陛下不能因此而不顧法律。允許臣等商議，希望陛下将此事交給吏部依法處理，不用陛下再下诏了。”
唐玄宗同意了。
這三件事共同指向一個核心：用“程序正義”取代“個人意志”，構建基于制度的信任。
對王仁琛：限制“特殊主義” 反對基于皇帝個人關系的超常規提拔，要求其回到官僚系統的常規考核程序（吏部審查）中，頂多給予“合規範圍内的優待”。
對宋元超：“自我撇清”以維護程序純潔 對自己親屬采取“矯枉過正”的嚴厲态度，是一種極其有效的“信号傳遞”：表明自己絕不徇私，從而強化了整個選拔程序的公信力。
對薛嗣先：扞衛“普遍主義”原則 堅決反對回到“斜封官”的亂政，即使面對皇族請托，也堅持必須走中書門下審核、吏部執行的法定程序。他将此事上升到“最爲公平正義，唯聖人所能”的高度，是在進行“價值綁定”，使皇帝也難以拒絕。
這些措施的核心目的，是逐漸将“權力尋租”和“人情請托”的空間壓縮至最小，讓官員的晉升主要依賴于其才能、勞績和符合程序的表現，從而建立一種“制度信任”，減少組織内耗，提升整體效率。
過去，朝集使們來京彙報工作，往往攜帶大量金錢，趁機四處打通關節。等到來年春天，這些人很多都被升官了。地方官員進京彙報工作，成了一場規模宏大的行賄運動。宋璟上書唐玄宗，對于朝集使們等來年彙報完工作，一律哪來的，回哪去，其間的官位一律凍結。這一措施實施後，朝集使行賄的事就絕迹了。
這是最具系統性的改革之一。
宋璟洞察到了行賄行爲的根本動機——即時的晉升回報。
他通過凍結朝集使離京後的職位變動，徹底切斷了“行賄”與“升官”之間的短期因果鏈條。
當行賄無法帶來預期的、可見的利益時，這種行爲的經濟理性就消失了。這是一種基于“激勵理論”的精準制度設計，通過改變行爲的結果來改變行爲本身。
在小兕看來，姚崇與宋璟，如同大唐帝國這台精密儀器的兩位頂尖工程師。
姚崇擅長故障排除和性能優化，反應迅速，手段靈活；宋璟則專注于制度建設、流程規範和價值校準，目光深遠，堅守原則。他們共同爲開元盛世打下了堅實的制度基礎和吏治基礎。
作爲鴻胪寺一名微不足道的主簿，貞曉兕深知自己人微言輕。但她憑借穿越者的身份和心理學知識，獲得了獨一無二的觀察視角。她将所見所聞、所思所想，都細緻地記錄下來。
她看到，在姚崇、宋璟等賢相的努力下，大唐的官場風氣正在逐步清明，一種基于能力和實績的“程序正義”正在取代基于關系和賄賂的“潛規則”。
雖然這個過程必然有反複和阻力，但大方向是令人振奮的。
她這個來自未來的心理學博士，似乎在這波瀾壯闊的開元初年，找到了自己獨特的存在價值——不僅僅是作爲一個曆史的旁觀者，更是作爲一個帶着現代知識透鏡的分析者與學習者。
她隐約感到，這些對盛世奠基過程的深度觀察與理解，或許能讓她爲這個偉大時代貢獻出一些與衆不同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