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曉兕爲把張說“摸個底朝天”，幾乎把圖書館當成了第二個家。

她先搬來《舊唐書》《新唐書》的本傳、玄宗紀、經籍志，連卷九七、卷一二五、卷四六都一本不落，對讀互校；又追到《唐會要》《冊府元龜》《唐六典》《通典》，把制度、官制、兵制、修撰條例全部翻遍；再掏出《唐大诏令集》《全唐詩》《資治通鑒》長安三年那條庚寅小字，連沈佺期的回書信都不放過。

這還不夠，她連夜調來敦煌遺書伯二五五五号、北京圖書館藏《張說墓志》拓本，與新出土的洛陽石志逐字比對；又抱來岑仲勉《張說年譜》和《四庫總目提要》，把年譜、谥法、詩文集叙錄統統啃完。三十一種文獻，她一條注釋都不肯漏，直把張說的一生、一死、一文、一武、一官、一詩，全釘在了心裏的時間表上。

爲了在大唐混得明白，她下的這番“掘地三尺”的功夫是下足了，在夜市和早市間的來回穿越，整理出厚厚的資料，連老司庫看了都心疼那些益州麻紙。

貞曉兕佩服張說這一生，但也看出他骨子裏那份“鳳凰男”式的掙紮——早年卑微的經曆，讓他即便登上高位，也始終甩不掉那份對關系的依賴與經營。

他能力超群，文武雙全，卻終究沒能擺脫那個時代“關系網”的侵蝕。不過他這一生，也算是高開高走，中間折騰，結尾還挺體面。真應了句老話：幹啥别怕有坎，就怕沒故事。

這官場履曆，還真是一部“高開、有坎、收得漂亮”的曆史片。

當年他看府兵制早就不頂事了，兵荒馬亂，糧食又老貴，心裏盤算：這陣仗得改。上書奏請：“咱别再按戶派兵了，直接挑壯實爺們當宿衛，給塊地種上，還免徭役。”

皇帝認爲“這主意中！”于是“彍騎”誕生。

就因爲他，十二萬兵，省了漕米五十萬石，兵強糧省，朝堂上下都誇。要擱東北人話說——“這買賣合算，兵練出花兒了，還不費糧，整挺好。”

但老張可不止會整兵，他還是文化圈的活招牌。開元十一年，見中書省典籍堆裏亂得跟大集似的，他琢磨：“不能讓書到哪兒都找不着家啊。”

于是請建麗正書院，一口氣收回來八萬九千卷書，還設置修撰、校理、刊正四官，弄得比出版社都專業。自己更拼，親手編出《古今書錄》四十卷，這一舉，等于給中國的館閣制度立了祖宗牌位。要說文化治理這一脈，千年後都得喊他一聲“張祖師”。

可沒誰能一帆風順，尤其像他這樣從底層爬上來的“鳳凰男”，即便功成名就，也難改骨子裏那套經營關系的習慣。

到了開元十七年，他又被拜中書令、右丞相。哪曾想，宇文融、崔隐甫、李林甫三位瞅他不順眼，掏出彈章就劾，說他“請術士看星星、禮物收一筐”。

玄宗氣不打一處來，派源乾曜去查，案子做得那叫一個實。結果該流放。幸好他兄弟張光割耳上告，高力士也說情：“張相公有舊功啊！”玄宗這才心一軟，留他一命，但罷政，讓他改修國史。老張也認了這命，收拾收拾，回家修文史。說到底，他終究沒能跳出那套“搞關系、結私網”的風氣，哪怕能力再強，也逃不過“關系反噬”這一劫。

開元十八年冬，他病逝，六十四歲整。玄宗聞報痛哭，在光順門舉哀，還辍朝五日。追贈太師，賜谥“文貞”，親手寫了碑文，立在洛陽北邙。要照東北人調侃：“張說這老爺子，走得可不虧——皇帝親筆寫碑，這不是人生滿級結局嗎？”

這麽一生，張說幹過革軍制的大事，也整過書香滿院的雅事，還挨過整、落過難，最後赢得個體面清名。可那份“鳳凰男”的底色，卻也讓他逃不開“用人而私、爲利所昏”的評價。真應了那句老話：人啊，得能扛事，也得能放下。張說這一輩子，扛得住風，放得下權，笑到最後的，是故事——可故事裏，也藏着那套“搞關系”風氣在他身上留下的疤。

貞曉兕有史爲證：張說“掌文學之任三十年”，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如《封泰山玉牒文》《開元正樂》《上黨舊宮碑》等，凡三百卷。其文“宏麗精密”，尤長碑志，時号“燕許大手筆”。詩五卷，今存八十六首，《邺都引》《蜀道後期》皆盛唐格調之先聲，開一代文風。

這位絕對是大才，幹政事是一把好手，寫文章那更是祖師爺級的存在。整整掌文學三十年，朝廷的大典、大诏、大頌，多半出自他手。像那《封泰山玉牒文》《開元正樂》《上黨舊宮碑》，那可都是正經八百的國家級作品，三百卷文集堆起來得有半人高。

他那文風，宏麗又不散，句句見筋骨，尤其擅長寫碑志，時人一誇就叫他“燕許大手筆”。擱東北話說，這名号相當于“寫文圈扛把子”，動筆就能鎮一鎮場子那種。

張說還寫詩，五卷詩作，現存八十六首。像《邺都引》《蜀道後期》這些篇章，味兒特别正——那種盛唐詩的豪氣與精煉，全是他在前頭開的道兒。換句話講，李白、杜甫那标配的大唐腔調，他老人家是先捅破天花闆的那位。

可才氣再高，也掩不住他階層跨越的另一面——熱衷關系、私财用人。要讓貞德本收個尾，那就一句話：“張說啊，筆比刀快，墨比兵精，唐朝文壇沒他，少一股硬氣；可他那套搞關系的風氣，也害他不淺。”

貞元中，蘇冕修《會要》，謂說“長于文而短于節，好用人而私于财”。宋祁修《新唐書》則稱其“以文濟世，以智全節”，而“晚爲利昏”。

近人岑仲勉撰《張說年譜》，于“募兵”“括戶”兩事極稱其功，而于“貪賄”則引《冊府元龜》卷三三七“納王慶則賂十萬”爲證，蓋未之諱，可見曆史評價之多元。

張說的功與過都夠分厚厚的一摞麻紙。

到了貞元年間，蘇冕在修《會要》時就評論：“此人長于文，但節氣不足；用人爽快，花錢太私。”要擱咱東北老話講，那意思差不多就是“這人腦瓜轉得快，可手也有點散。”

再說到宋祁編《新唐書》，他就客氣點——評價說張說“以文濟世，以智全節”，但也不忘補刀一筆“晚爲利昏”。翻譯成大白話：年輕能耐頂天，老來有點糊塗，被銀子晃了眼。這不正是不少“鳳凰男”發達後的通病麽？

到了近人岑仲勉那兒，更見分寸——寫《張說年譜》，對募兵、括戶兩事極贊，說張說有功于國；但提到貪賂那檔子事，也老老實實引出《冊府元龜》的原文，說“納王慶則賂十萬”，一句不躲不遮。可見後人看張說，角度不少，誰都挑得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