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四軍成立之初，在江南的部隊歸顧祝同第三戰區節制，在江北的部隊歸李宗仁第五戰區節制。

抗戰初期雙方配合默契，關系融洽。在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和台北“國史館”中，均保存了大量國民黨表彰新四軍“精忠報國”、“英勇殺敵”、“不勝欽佩”之類的嘉勉電文。誠如陳毅所言：“上峰前後嘉獎電文數十餘通，即顧祝同、上官雲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風，屢電馳賀者再，此固事實之昭然，非可以浮詞粉飾者也。”

然而蜜月短暫，好景不長，随着國民黨政策的轉變，從1939年夏天開始，在其内部文電中逐漸出現對新四軍“制裁”、“剿辦”、“以遏亂萌”等用語。1940年夏天，華中磨擦日趨緊張，重慶軍委會辦公廳在抄送給軍令部《新四軍概況》“對策之建議”一節中，爲避免出現制裁新四軍時宣傳方面的被動局面，建議“對該軍獎勉電文宜減少，措詞亦酌量慎重，免被假借擴大宣傳”。從此以後，再也不見重慶當局對新四軍的任何嘉獎了。

（二）

國民黨之所以停止内戰，承認國共第二次合作，固然是由于日軍大舉侵華、寇亟禍深，民衆抗日呼聲日隆之形勢所迫，另外還有一個原因，用蔣介石本人後來的懊喪話說，是“自信太過”。

自信什麽呢？自信能借國共合作尋機吞并共産黨。蔣介石曾公開向中共領導人表示：“我的責任是将共産黨合并國民黨成一個組織……此事乃我的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戰勝利了也沒有什麽意義。”他的一廂情願被中共所拒絕。經過兩年多抗戰，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日武裝，不僅沒有被消滅或削弱，反而越發壯大了，八路軍、新四軍由成立時的5萬餘人發展到50萬之衆，這是蔣介石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華中新四軍之所以發展迅速，固然與正面戰場國軍吸引日軍主力，使其暫時無暇後顧，從而給新四軍創造了發展的機會有關系，但根本原因是因爲新四軍得到了敵後廣大民衆的擁護和支持。究其原因：其一，國軍盡管在正面戰場頑強阻敵，但畢竟是丢城失地，節節敗退，而新四軍迎敵而進，深入敵後，讓淪陷區民衆看到了希望；其二，國軍實行兵役制，強制壯丁入伍，而新四軍推行募兵制，宣傳、動員敵占區青年自願參軍，保家衛國；其三，不少敵後的國軍在曲線救國的遮羞布下，搖身一變而成爲助纣爲虐的僞軍，而新四軍絕無成建制僞化的醜聞；其四，新四軍所到之處，黨政随同推進，成立敵後抗日民主政權，實施二五減租、分半給息的政策，惠及了貧苦農民，也消除了地主富農“被共産”的顧慮；其五，新四軍谙熟避強擊弱、避實就虛的遊擊戰争戰略戰術；其六，新四軍作風過硬，軍紀嚴明，而國軍紀律渙散，處處擾民，如韓德勤部在蘇北，連蔣介石都收到屬下密報韓軍“官兵全失鬥志，軍風紀蕩然，且潰兵爲匪，民不聊生，蘇北民衆反譽匪軍（指新四軍）爲救民軍，冀早日到達，而蘇民困，誠吾人之奇恥大辱”。

以上種種，無不證明新四軍在敵後深得民望，這是新四軍得以迅速發展壯大的根本原因。

（三）

武漢失守以後，在日本的誘降和英美的勸降論調影響下，國民黨陣營内部的妥協投降逆流逐步擡頭。在得到偏安西南的喘息機會後，蔣介石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中共及其敵後抗日根據地，正如他1939年1月6日日記所述：“目前急患不在敵寇，第一在共黨之到處發展，其次則在淪陷區遊擊隊之紛亂。”

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和五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一系列所謂處理異黨活動辦法的反共秘密文件，從政治限共發展到軍事限共，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華北八路軍粉碎之後，轉而将磨擦重心由華北轉移到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