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浙江大學到達貴州後，校長竺可桢在日記裏對戰事的記錄就明顯減少了。

1940年8月1日，國立浙江大學成立十三周年。在紀念大會上，竺可桢說了這樣一番話：抗戰時期的國立浙江大學在貴州有特殊的使命，當年王陽明被貶貴州，不到兩年便使貴州的文化得到振興，我們雖不及陽明先生，但憑借一千多學生用盡才智，才能有利于貴州。

原文：浙大之使命。抗戰時期在貴州更有特殊之使命。昔陽明先生貶竄龍場，遂成知難行易之學說。在黔不達二年，而聞風興起，貴州文化爲之振興，陽明先生一人之功能如此，吾輩雖不及陽明，但以一千餘師生竭盡知能，當可有裨于黔省。

國立浙江大學來到遵義以後提倡戒鴉片煙，主張由政府出面，他們浙大提供一定的經費的援助，那麽把戒煙工作搞起來，讓老百姓的抽煙減少下去。

貴州人種植和吸食鴉片，曆史已久。遵義的幾條主要街道都有煙館經營。貴州的兵不是都被說成是雙槍兵嘛，就是一杆煙槍，一杆步槍。

當時普通一些的一個煙館裏頭有十幾個床鋪，那是比較一般的，就是很長的一個通鋪，每個通鋪上面睡多少多少人，就像現在生意好的飯店，還要翻台，走了一批，再躺下一批繼續吸。這種鴉片館收費很便宜，進去以後三個銅闆、四個銅闆可以吸一次煙，當然還有高檔一些的煙館。但如果普通民衆都去吸鴉片，這種身體狀況還能去和日本鬼子作戰？

爲籌建戒煙所，國立浙江大江在遵義的播聲電影院演出話劇《自由兄弟》，将門票收入全部捐辦戒煙所。遵義當地人可以免費到戒煙所戒煙，每月還提供兩塊錢的夥食費。

戒煙所成立後，遵義煙民的數量大幅下降。

國立浙江大學遷到貴州後，當地人與浙大師生相處融洽。學校爲解決教授子女上學的問題，重新創辦浙大附中。原在杭州是有附中的。

浙大附中将校址設在湄潭，還合并了湄潭中學。湄潭當地的孩子，像家裏開茶館的唐德聲、龔世俊等，得以和浙大教師員工的孩子們一起上學。

當時貴州遵義湄潭這個地方可以說是一個封閉，是開放很慢的地方，說得不中聽一些就是文化和一些社會習慣很落後的地方。

當地一般的農村家庭來說，和當時全國落後的教育狀況相符，就連讀個小學也很不容易，完成當時所謂義務教育——四年初級小學的人都達不到一半，女子更是大多數都是文盲。

能夠考取個中學，考個初中，那是相當不簡單了。當然要談大學的話，有些人根本不曉得大學是個怎麽回事，所以浙大來了以後，當然對湄潭的老百姓來說，震動是大的。

1941年6月，國立浙江大學離開杭州時招收的新生，在經曆四年的流亡後，迎來了畢業的時刻。這屆畢業生共161人，其中女生11人。這一年也是國立浙江大學自流亡以來，在校人數最多的一年，達到1045人。在1937年，學校還隻有512人，此後在校人數逐年遞增。和現代相比，全校的人數，還不如幾個系的人。

土木系王人龍1940年在遵義畢業，他的弟弟王人麟正好在1940年輾轉來到遵義，開始了他的大學生活。

原國立浙江大學生物系教授談家桢，晚年談及當時的師生，能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繼續堅持教學的原因時說：“我們遵循竺校長倡導的求是校訓，不圖虛名，不尚浮誇，敦厚樸實，實事求是。同心協力，克服重重困難，物質條件差，但人的精神是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