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覺得自己是那個站在矛盾之上的高明的人了？”

王文韬這句話的言外之意再明顯不過了：

在國企改革這件事上，你打算站出來發出自己的聲音，而是打算站在矛盾之上，要明哲保身，置身事外了？

但面對質疑，江振邦并不慌張，隻是非常誠懇地說：“王老師，我隻是覺得，站在矛盾之外，是指消極躲避，明哲保身，遠離是非。”

“但如果像您書中說的站在矛盾之上，則是跳出矛盾本身，持更高的視角去俯瞰矛盾。隻有這樣，才可以讓人看清事實，冷靜分析，解決矛盾。”

江振邦停頓了一下，觀察着王文韬的表情，繼續說道：“這就像是《矛盾論》所講的那樣，要看清矛盾的主次、内外和轉化條件，從而駕馭矛盾……如果陷入矛盾本身，選擇矛盾其中任何一邊，那肯定就不高明了！”

江振邦說完自己的理解之後，又征求意見：“老師，這是我對您‘矛盾之上’這句話的理解，我不知道自己說的對不對？”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既然是你書裏的理論，那我就用你的理論來反駁你。

江振邦這招太極推手打得可謂是圓潤自如。

但是，坐在他對面的王文韬是何許人也？

這位早在八十年代就帶領高校隊伍在獅城舌戰群儒，過五關斬六将拿下國際辯論賽金牌的人物，怎麽會被這種文字遊戲繞進去。

王文韬壓根沒有去和江振邦掰扯什麽誰對誰錯，更沒有陷入“你說你有理，我說我有理”的邏輯陷阱。

他隻是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鏡，平靜地抛出一句：“你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

還要怎麽正面啊？我拒絕的還不夠明顯嗎？

江振邦心中歎息，想了又想，又側面回應：“興科集團眼下正處在轉型的關鍵期，攤子鋪得太大，内憂外患。我想踏踏實實帶動産業發展，盡可能多提供一些就業崗位。在奉省内，解決一些力所能及的、更實際的矛盾。”

這是他的心裏話：别搞我了，興科現在好好的，我要是跳出去成了衆矢之的，被那些既得利益者搞垮了，反而得不償失。

江振邦在興甯呼風喚雨，已經動了太多人的奶酪。

要不是有重生者的先知先覺和興科的政績護體，再加上興甯市委市政府的全力保護，肯定沒他好果子吃。

如果江振邦敢得意忘形，跳到更大的舞台上，直面全國的既得利益者群體，注定隻有死路一條。

他不想成爲那個爲了改革而獻祭的悲情英雄，他想做成事，并且全身而退。

“樹欲靜而風不止啊。”

王文韬聽懂了，但他隻是搖了搖頭：“祝總一來，興科集團必然會再次在全國範圍内掀起輿論。到時候，矛盾，是無法避免的。”

這番話，既是提醒，也是一種宣告。

江振邦默然兩秒，歎了口氣，心思百轉千回。

他知道王文韬說得對，雖然他一直不敢再往那方面想。

從江振邦決定把興科和興甯市做成“國企改革樣闆”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無法再低調發育了。

祝副總理點名來興科視察，本身就是一種支持性質的公開表态、一種政治上的站台，勢必會把江振邦推到風口浪尖上。

到時候，就算江振邦本人三緘其口，不在媒體上發表任何激進言論，圍繞興科模式的鬥争也會越來越激烈。

最關鍵的是，江振邦現在并不确定，祝副總到底想通過此舉，向外界傳達一種什麽信号？

起初，江振邦想的比較簡單，通過和王文韬簡單的交流，下意識認爲上面是要讓他做嘴替；

煞一煞當下這股賣企業的風，讓下面既要防止國資流失，又要搞好國企經營。

但這幾天江振邦經過反複思考，又總覺得這事應該沒那麽簡單，他當初那個想法有些自以爲是，把自己看的太重了。

站在更高層的角度來看，國企改革這件事，真的太複雜了，牽扯的太廣了。

即便重活一次，以過來人的上帝視角看待國企改革，在親身參與其中之後，江振邦依然不敢說自己能夠看得非常全面。

首先，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受諸多因素影響，當下大部分國企都面臨業績低迷、組織臃腫、機構冗餘、負債累累……等一系列嚴重問題。

至于這些問題怎麽來的你不用管了，反正國企改革是一定要改的，市場化是一定要進行的，否則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這是從中樞到地方，再到企業管理層的共識。

但問題是，國企改革，改的到底哪些東西呢？

它改的不僅是國企本身，那背後牽扯的是上億工人的飯碗，是國家的經濟命脈和産業基礎，更涉及了從“地方分權競争”逐步轉向“全國一盤棋”下的央地博弈。

另外，還有一個最緻命的痛點。

現在的國企成員構成中，平均三成是離退休人員，一線工人更是老齡化嚴重，用不了幾年就要面臨退休潮。

雖然，他們過去爲廠子、爲國家付出了半輩子，做出了巨大貢獻。

但現在，從純粹的财務報表來看，他們已經成爲了國企沉重的“負擔”。

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未來這個包袱還會越來越重，直到把企業徹底壓垮。

企業是要給他們開退休金，報銷醫藥費的呀！

在社保體系尚未完善的1996年，國企就是社會保障本身。

那麽有着這麽多問題的國企，到底要怎麽改革？

上面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戰略，意思是大型國企的産權還要堅持國有，用各種方式搞活搞好它們，小型國企就選擇放開了，能活最好，不能活也沒辦法。

這一招出來，地方政府懵了。

大哥，效益好的、規模大的企業都是中樞直管，分稅制改革後，地方稅收你也拿了大頭，我手裏都沒錢了，剩下這些爛攤子……我怎麽處理？

我連機關幹部的工資都快開不出來了，我他媽能怎麽處理？

上面也很無奈啊：你們處理不了，我就能處理了嗎？你們自己看着辦吧。

怎麽辦？

對于手裏沒錢、還要養活一大幫人的地方政府來說，隻剩下一條路：

市場化。

推向社會，賣！

賣不出去？那就送！白送都行！隻要有人肯接盤，肯承擔債務和安置工人，怎麽都行。

而這麽一來，哪怕原來發展得蒸蒸日上的國企，也會突然出現巨額虧損。

這是人性使然。

廠長經理們爲了能以低價将企業買入自己囊中，會想盡一切辦法做低資産，隐瞞利潤，甚至故意搞垮企業。

然後，盛宴開始了。

當國企被私人低價買走後，要麽是殺雞取卵，變賣地皮設備套現走人；要麽是被市場無情淘汰；要麽是進行大幅度的“減員增效”，将老弱病殘這些包袱迅速甩給社會。

輕裝上陣後，管理層們一個個幹勁十足，不少企業确實起死回生了……

但代價呢？

這是無法估量的。

還是那句話，任何事物，都會朝着阻力最小的方向運動，改革更是如此。

賣掉企業，對地方政府來說，就是阻力最小、見效最快的路。

有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呢？

有，但一切政策都要人去執行。

上層想做成任何事，第一要務是讓方方面面的利益和這件事大體一緻。

其次，還要考慮到下面的人有沒有這個能力。

地方能推動下屬國企政企分開，充分市場化轉型，讓它們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使企業存活下來，那就已經是出類拔萃的能臣幹吏了！

至于在搞活企業的同時還要守住國資……那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啊。

所以最終，任何改良政策，還是會回歸于人性使然，必要的犧牲、發展的陣痛。

那在這個曆史的大潮面前，江振邦自己能做什麽？

他認爲自己如果能發展好興科，再守好興甯市那一攤子，那就非常不錯了，除此之外他什麽都做不到。

王文韬一直靜靜地觀察着江振邦，見他神情變幻，也不再多言。

拔開鋼筆帽，王文韬在《政治的學問》扉頁上，龍飛鳳舞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頓了頓，他略作思索，又在名字下方，寫下了一行贈言：

【行遠自迩（ěr），笃行不怠。贈江振邦同志。】

這八個字出自《禮記·中庸》。

大意是：要把路走遠，必須從近處開始，做事需循序漸進、由淺入深；要自強不息、堅定地踐行，堅持奮鬥不能有絲毫懈怠。

這既是鼓勵，也是對江振邦剛才心态的一種隐晦鞭策。

寫完，王文韬将書推了回去。

江振邦輕吸一口氣，調整好情緒，看着那行字，稱贊道：“好字啊！真是蒼勁有力，剛健中帶着飄逸！”

然後，他又把另一本《米國反對米國》遞了過去，笑着說：

“謝謝老師，還有這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