顔思齊的南洋團被命名爲新五團，駐守海南島，瓊崖兩州的知州大人都被架空，一切事物都歸中華聯合公司瓊崖分公司主管陳東負責。

萬曆四十四年，顔思齊将原官軍的一部設爲樂安營、樂定營，主要爲了鎮守羅活黎部落老巢，這是中華公司第一次設立地方守備部隊，以後專業野戰部隊和地方守備部隊開始漸漸地分化職能。

尹峰在越來越多的内地富商到來之前，離開了台灣，以巡視爲名去了南洋，由于前兩年朝廷海禁，幾十家内地股東都無法來台灣參加兩年一度的股東大會，如今海禁松弛，這些内地富商或派出繼承人、或者是族内的重要人物爲代表來到台灣，有幾家甚至是家族之主親自來了。

尹峰委托曾嶽主持股東大會，他在婆羅洲南崖州和李麗華會合，在三吧和西婆羅洲各個金礦公司會盟，在《西婆羅洲協議》中，中華公司爲首的金礦公司成立攻守同盟，各家公司推舉中華公司爲首，共同出資成立了婆羅洲團，主體力量就是原趙宣明的駐防隊，軍費由各家分攤，在西婆羅洲金礦産區，中華公司的開采金礦的産量占了全部産量的八成，所以軍費也是分攤了八成。

……

俞咨臯撤離瓊州府後，發現廣東副總兵金齊家并沒有把喪師失地的真情上奏朝廷，而是以黎民亂軍勢大、海寇掐斷海路爲由，爲自己撤離瓊州辯解，并沒有說明官軍是投降後才能夠撤離瓊州的。

他立刻上書朝廷說明事實，并要求朝廷增派大軍收複瓊崖。

尹峰委托泉州知府蔡善繼上書朝廷，聲稱：崖州團練主動出擊，打敗黎民亂軍收複瓊崖，要求朝廷賞賜，并且要求由崖州團練駐守海南島五年。

泉州知府蔡善繼因此被内閣首輔方從哲斥責，說是不識朝廷體統、妄自傳遞大逆不道的奏疏，蔡善繼見到批文，苦笑了之。

名義上管轄着台灣巡檢司轄地的蔡善繼是浙江烏程人，其家族是本地絲絹大戶，無論出口海外還是營銷内地，他們都和中華聯合公司經常性打交道，關系密切，所以蔡善繼是這些年來對中華公司表現最友好的一任知府。

尹峰的奏折當然被打回了，被斥爲目無法度、大逆不道，這個時候，朝廷還沒發覺海南島已經落入尹峰之手。

沒過兩天，俞咨臯的奏折到了朝廷，方從哲從紛亂的梃擊案中剛剛抽出身，猛然發現了俞咨臯的奏章，大驚失色。

他急着求見萬曆皇帝，萬曆見是海南島的什麽事，照舊不搭理，方從哲隻好召集廷臣商議，在内閣會商時，内閣大學士吳道南大呼“此乃造反、欺君罔上，當誅九族，”他極力要求朝廷發大兵同時進攻海南和台灣兩地，一舉蕩平海寇尹峰所部。

方從哲看着這個迂腐的書呆子，無奈地歎口氣，他性格懦弱，不能擔當大事，而他老家是江南德清人，家人經商的很多，關于華興聯号和尹峰的傳聞，他知道很多，方從哲沒有信心能夠一鼓“蕩平”海寇，而且他擔心自己的地位會因此受到影響。

他猶豫不決，但是吳道南卻很态度堅決，最後兩人吵了起來，争吵内容很快寬泛到了形而上的哲學争論上去了，還有君子小人之類的互相指責，大臣們各依門派，互相之間争個不休，真正需要讨論的問題卻被大家抛到了腦後，相比之下，後世的網絡論壇上的“跑題”之風，根本是小巫見大巫。

由于海南島是在天涯海角，距離京師是在太遠，而且尹峰占了海南島後并無任何北上進攻大陸的景象，因此朝廷諸公并無緊迫感，這件事足足吵了一個多月，最後，廣東副總兵、廣東巡撫的聯名奏折到了京師，把海南失陷的整個過錯都推到了俞咨臯身上，同時卻附上了占領海南的福建百戶顔思齊的奏章：要求朝廷招安。

顔思齊的百戶身份是尹峰當年爲他讨來的。

這一下，朝廷上下又亂了套，紛紛議論一定是尹峰的手下向慕王化、要投向朝廷了，這是分化海寇的好時機，另一派則認爲是海寇的緩兵之計，朝廷大軍務必迅即出兵，奪回瓊崖。

不過，俞咨臯本人則倒黴了，成了替罪羊以渎職之罪名被削職爲民，他出于正直而捅開了文過飾非的官場窗戶紙，實在是太不“成熟”了。

還好，浙江副總兵沈有容把他找了去，讓他擔任了自己親兵營的旗牌官，但是，他從此不再特立獨行、埋頭苦幹了。

一再在官場上受到打擊的俞咨臯，一開始由于涉世不深，初生牛犢不怕虎，所以敢想敢說敢做，勇于作爲，棱角分明，個性張揚，骁勇善戰，随着他一再受挫，宦海沉浮，漸漸受到官場習氣的熏染，爲了保住自己的官位，爲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遂“趨利避害”，亦學得圓滑世故起來。

俞咨臯本性并非是剛強堅定的人，如果他在中華軍中，可能會順着中華軍的風氣成爲良将，而在明朝官場内，他屢次碰壁反思後的結果不是出污泥而不染，移風易俗，開風氣之先，而是入鄉随俗，随波逐流，多做事情出錯的幾率也随之增大，爲了不給政敵以口實，俞咨臯漸漸地變得消極應對，無所作爲。

“環境”改變人，俞咨臯這塊棱角分明的明朝國家的“柱石”，被晚明社會腐敗的大潮“沖涮”着，最後變成了随波逐流圓滑世故的“鵝卵石”，大明朝大廈“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柱石”變成“蛀石”，名将之花凋零、枯萎，這既是俞咨臯個人的悲劇，亦是晚明時代的悲劇。

尹峰在聽說了俞咨臯去職的消息後，就猜到了俞咨臯的結局，他對林曉說道：“你不是擔心他把我們的戰術戰法學去後，會對我們不利嗎，你看，俞咨臯學到的東西，根本在朝廷官場内行不通的，我們什麽都不用擔心，這個官場會幫我們消磨掉這位俞公子的所有銳氣的，”

當然要求俞咨臯以個人之力對抗整個社會風氣，未免太不現實了，要求也過于苛刻了，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俞咨臯首先選擇了适應社會，“适者生存”，亦無可非議。

萬曆四十四年（1616）九月，河南洛陽福王府士兵八百人，在千戶龔孟春的指使下發生嘩變，他們由于被福王和他的王府官吏當做牲口一樣使喚，還拿不到足額饷銀，終于爆發了。

八百名亂兵差一點攻入福王的後宮，最後被四面趕來的官軍打散，千戶龔孟春有一個遠房表弟在洛陽華興聯号做事，在龔孟春逃亡時給他出主意說去台灣投奔海上枭雄尹峰，那裏不受官府管轄，而且當兵的人都有良好的收入和地位。

龔孟春帶着幾十名親兵打出洛陽城，化妝逃跑了，他來不及帶走的家眷全部被福王處死，而且包括其三歲的兒子。

他懷着深仇大恨晝伏夜行，來到了山東南部沂州日照沿海一帶，想伺機出海。

他沒想到，他這個遠房表弟隸屬軍情部北方司河南科，是尹峰直屬的間諜人員，他出于兄弟情，私下裏安排龔孟春逃亡，他給山東的中華公司間諜人員已經發出了通告，因此很快有人主動來找龔孟春，于是，龔孟春如願以償，終于可以出海去台灣了。

很不巧的是這一天日照臼港一帶的水師查哨到此，在海灘上發現了龔孟春一行，龔孟春和中華公司船隊倒是及時逃出海去，陸地上負責接應的漁民被官府抓住，供出了他們接應逃跑的人就是福王府叛逆龔孟春的事實。

好在這個漁民是軍情部的臨時雇傭的外圍人員，并不清楚軍情部組織情況，但是，中華公司幫助叛逆龔孟春逃跑一事，已經确鑿無疑。

這事還牽連出了更大的事：日照港是中華公司轉運北方難民的主要基地，每月都有用成千上萬的饑民在這片海灘上等着海船出現，然後就渡海去台灣、琉球、呂宋各地，同時，這也是北方主要的走私海港之一，大量貨物在地流通，這一切就在官府眼皮底下發生，簡直讓沂州知府丢盡了臉。

于是，中華公司大規模組織流民去台灣，導緻很多地方無人耕田、官府無法收稅的事情再次震動了朝廷諸公。

于是，萬曆四十四年年底，明朝朝廷再一次發布禁海令，這是大明朝最後一次禁海了。

同一時刻，沈有容調任福建總兵，朝廷下令集結大軍，準備攻打台灣、海南，這一次，在餘姚謝家等官紳的竭力主張下，浙閩粵三省的海禁政策無比森嚴，幾乎趕上嘉靖年間的程度了，所有漁船、商船統統不許出海，所有雙桅以上海船統統拆毀，而三省之外的華興聯号，都要查封。

雷厲風行的海禁似乎勢不可擋地撲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