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回去一看，顧新娘依然在忙活，我不好意思打擾她，隻好又重新走到門外去抽煙。

誰知抽完煙後卻更覺無聊了，看樣子也隻有進屋找老太太閑聊來打發時間，隻希望别有什麽代溝之類的障礙存在。

找了個話題，我開始和顧新娘有一搭沒一搭地說這話。

從老人的談吐來看，她應該不是沒文化的人，而且絕對受過一定的教育，完全不像一般的農村老太太，當然，這種感覺是我們聊久了之後才有的。

若非是歲月的流逝改變了人許多，我想顧新娘原本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又或者是她刻意這麽做的。

而從顧新的小名來看，她與顧新父親又不像是受過教育的人。‘狗娃’這種帶着強烈農村味的小名，除了像我老家那樣的鄉下，一般的知識分子估計是不會用的。

但直覺告訴我，顧新娘以前不是農村人，顧新父親應該也不是。

閑聊中，我得知顧新一家是七十年代初來到這裏的。

具體他們爲什麽到這裏來，從哪裏來，老太太沒說，我也不好意思多問。

這對于我以前的那個疑問稍有幫助，難道就是因爲是外地搬來，爲了交流的方便才使用了普通話？

總之，顧新是他們老倆口搬到這裏以後才出生的。

顧新娘在顧新父親快五十歲的時候，生下了顧新，那時顧新娘也有四十多歲了。有了顧新後，老兩口那個高興啊，确實有點老來得子的感覺。

顧新父親早在十七年前因爲一次意外去世了，那一年顧新才十歲。

我又問起顧新娘的病情，她說就是有點不舒服，到底哪裏不妥也說不清楚。上次顧新帶她去看醫生，不光顧新沒說啥，就連醫生都說沒啥大病。

幸好我也多了心眼，沒直接問，隻是心裏覺得凄涼，又問是什麽時候開始的。

顧新娘說，他爹出事後就有些感覺了，但好像并無什麽不妥，即便是現在，除了經常感覺沒有氣力之外，和往常也沒太大差别。

我隻好勸了幾句，無非是“您可能太悲傷，也太思念伯父的原因吧”這類的話來安慰老太太。

最後告訴她，自己這次來的主要目的是幫她治病的。

這時，老太太一聽就慌了：“不必看了，我都一把年紀了，沒别的什麽盼頭了！”

“就想着狗娃能找個媳婦，我也閉眼了。”老太太忽然黯然了。

爲了打消老太太的疑慮，我又把自己和顧新認識的事再重複了一遍，意思就是告訴老太太，我就想盡點心意，沒别的意思。

然後又把自己的事情略略帶了一下，但始終沒再去聊老太太的病情的事。

不過，我自始至終都感覺到顧新娘對我不是那麽坦誠，多多少少總有點戒心的味道。心裏有感覺，但又說不出問題出在哪兒。

這麽一來，我的好奇心便被勾了起來。

碰到問題不能直接解決時，我從來都是喜歡曲線救國的，特别是對某些奇怪的事感興趣時。

消除隔閡的最好辦法，當然是坦誠相待，想着這娘倆和以前那些人不同，應該不是我所擔心的那夥人，所以在接下來的聊天中，我們就聊的更多更細了。

大到我的工作，細到我的家庭瑣事，我都一一如實講給顧新娘聽。

不知道是不是我很久沒回家，很久沒和我老爹老媽聊天了，傾訴起來淋漓痛快至極，毫無保留，當然，這也僅限于一些生活瑣事和那些自己經曆過而無傷大雅的經曆。

我沒想到的是，自己居然會在一個剛認識的老太太面前如此地放得開。

聊到最後，顧新娘停下了手裏的活——估計也做得差不多了，她幹脆坐下來和我聊，并點了一盞燈，因爲那時天已經慢慢黑下來了，如果沒有燈，房間裏就更加黑了。

大概老太太是看得出我自始至終都沒有扯謊，而且話語也都很平淡、實在，漸漸地，她好像慢慢降低了對我的戒心。

聊到盡興之處，老太太幾乎把我當成了她自己的孩子。

最後，她終于逐漸敞開了自己的心扉，和我無話不談。

我也忘了當時具體的情形，也不知從哪句話起的頭，大約是通過聊天顧新娘知道了我在業餘時間還熱愛搜奇，在後來的聊天中，我就聽到了一個故事，爲了方便閱讀，所以我整理一下，使之看起來更加順暢。

故事的内容是這樣的：

故事發生的時間是上世紀七十年代。

1971年，牟永年那時剛屆而立之年，鄧紅梅也不過二十七八。

牟永年是西安某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員，鄧紅梅也是該研究所見習生，作爲同事，二人有着一個共同的愛好，那就是對考古研究相當投入，其癡迷程度幾乎讓人找不到合适的詞來形容。再加上那個年代的人思想大都比較單純，以至于過了婚嫁之齡很久了都渾不自覺。

那一年四月，研究所接到上級命令，組成一個考古小組随一個中央考古隊進入某處進行一項科考任務。而且，任務非常緊急，當天下達，第二天便要出發。

研究所派出了一個六人小組，其中有四個專家，兩個助理。這四個專家分别屬于古文字、古生物、古人類、古地質四個領域，都是所裏的頂尖人物。

牟永年專攻的是古生物，鄧紅梅專攻的是古地質。兩人由于根正苗紅，且對專業業務熟絡而被選入。

他們是第二天晚上約十二點左右出發，随行共有十三輛軍用卡車，全部以帆布罩住。

同時，還有行動禁令，即所有人被禁止向帆布外面張望。

牟永年和他們研究所的六人乘的是同一輛車，車上還有另外兩名軍人，荷槍實彈，同時還放了不少裝備，包括武器彈藥。

因爲那個時代所有的國家行爲通常都是有軍人參與的，所以，看到這種情況時，牟永年并不感到意外。

一般情況下，科考人員外出都是配備了指南針的，但那天出發前，大家被告知，隊伍行進中先由帶隊軍官統一保管。

用意很明顯，指南針在此期間是不能被使用的。

任務沒有被告知具體内容及位置，極爲隐秘。

那個年代，像這種任務，多問一句話都有可能被槍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