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4年9月日上午，安徽省合陽縣舉行打黑除惡公捕大會，對前期涉黑、涉惡、涉毒、涉賭、侵财等1個案件的0名犯罪嫌疑人進行公開批捕。縣四大班子主要領導，各部門、單位、鎮辦主要負責同志，各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參加大會，現場還吸引了超萬名群衆駐足觀看。無獨有偶，014年9月9日上午，河南省衡山縣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公開批捕大會。縣公安局相關負責人就近期來在衡山犯下罪行的0餘名犯罪嫌疑人進行了罪狀通告，并分别對犯罪嫌疑人宣布了逮捕決定（阆中市把讨薪農民工拉來示衆，全國聞名，人神共憤，與此完全不同）。

消息一傳出，輿論一片嘩然。有人就，我國各地目前召開“公開逮捕大會”的情況可謂地不分南北(南到海南，北到東北)、罪不分輕重（重到搶劫、殺人，輕到鬥毆、猥亵)，都以“公捕”爲時髦，有的報紙還配發照片，登載被逮捕者的名字、性别和主要罪行。

自法治觀念普及後，對公捕大會的質疑越來越多。批評方認爲，從法治角度看，此舉至少存在如下問題：首先是缺乏法律依據，刑訴法并未賦予任何機關對犯罪嫌疑人開“公捕大會”的權力，而公權力隻有當法律有明确授權時才是合法的。再者，“公捕大會”的做法也不符合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準規則》的精神，無論對于已決犯還是未決犯，在被送入或者移出羁押場所時，“應盡量避免公衆耳目，使他們不受任何形式的侮辱、好奇的注視或宣傳”。我們正在努力實現“法治”，公捕大會理應要禁止。

朱枸則提出，“公捕大會”在不違反有關法律“硬體”前提下，對調動公民同犯罪作鬥争來是一種很不錯的方式。對民憤極大的人開“公捕大會”是爲了取信于民、震懾犯罪。這種形式既然沒被法律禁止，就可由執行機關掌握。

在高度文明發達的新加坡，還保留着令罪犯們膽戰心驚的刑罰——鞭刑。鞭刑，是目前世界上很少有國家使用的一種酷刑。打鞭時，各家報紙的記者去拍照，第二天登在報紙上，傳遍全國。在新加坡，每年都有千餘名男性罪犯被判鞭刑。對至少40種罪名，鞭刑是強制刑(必判鞭刑，不能減免)，至今适用鞭刑的罪行的名單還在延長，其中既包括、搶劫、販毒等重罪也包括較輕的罪行如非法擁有武器(長刀、匕首等都算)、塗鴉(包括在牆上噴塗油漆或者重犯在牆上張貼廣告、海報)等。

1994年，年僅十八歲的美國青年邁克爾?費伊在新加坡違反當地法律亂畫畫，被新加坡判鞭刑，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親自向新加坡總統王鼎昌求情。一個總統可以爲一個平民出面求情，真是令人唏噓。不過，新加坡總統王鼎昌回答，新加坡是司法獨立的國家，他作爲總統隻能尊重司法的判決。新加坡内閣在總理吳作棟主持下進行讨論，看在美國總統克林頓的面上，請法院考慮可否爲邁克爾·費伊減去兩鞭。法院最後判決，邁克爾·費伊的鞭刑從六鞭減爲四鞭。總統求情也不能免除鞭刑，爲什麽公開批捕會有那麽多人反對呢？他們是不是在害怕？

其實，對許多罪犯來，輕罪來，敲詐勒索、容留組織、貪污、詐騙、等，公開批捕實在是上策，因爲它具有強烈的震懾力。一個被衆目睽睽下市衆的罪犯：羞死了，丢人丢大了，下次不敢了——我們就要這樣的效果。也有人，罪犯铤而走險，死都不怕，怎麽怕公開？既然連死都不怕，我們提提倡人性化，想一想他們在犯罪時的無所顧忌，毫無人性，我們是不是“熱臉貼在冷屁股上”了。也難怪有人，法律保護罪犯的，是因爲法律起草人要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免得以後被遊街市衆。

公捕大會理應存在，隻不過在法治的情況下，何況有人了，“法無禁止即可爲，法無授權即禁止”。我希望法律能授權公開批捕可行。公捕因爲仁慈可以讓犯罪們逍遙，但也可因爲震懾而挽救很多蠢蠢欲動的犯罪之心，孰輕孰重，一眼便知。

遵紀守法的公民，最不怕的就是法律約束。要是朱枸先生有朝一日也去，販毒，貪污，受賄，敲詐勒索，殺人越貨，那請你們拉我去遊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