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地方部隊之外，另外有直屬于皇帝陛下的“親軍”。親軍在洪武年間共有十二個衛，其中護衛宮禁的“錦衣衛”最爲重要。明成祖把親軍擴充爲二十二衛，稱爲“上二十二衛”。
這些皇帝的“親軍”，除了錦衣衛兼有“緝捕奸佞”的重任，更重要的職責是拱衛京師的安全，以及皇帝出行時随扈左右，其他的用處實際上并不是很多。
地方軍包括衛軍，邊兵和民兵。
衛軍配置於内地各軍事重鎮和東南海防要地。
邊兵是防禦北方蒙古騎兵的戍守部隊，配置於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的九個軍鎮，史稱“九邊”。
民兵是軍籍之外，由官府佥點，用以維持地方治安的武裝。這些個所謂的民兵，成分很雜，名稱也不一。内地稱之爲民壯、義勇或弓兵、機兵、快手，西北邊地稱土兵。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有苗兵、狼兵等土司兵。
此外，還有不同行業和階層組建的礦兵、鹽兵、僧兵(少林兵﹑五台兵)等，遇有戰争，這些不是兵的兵也常被召出征，戰争結束，他們就仍回原址。
刨去那些民兵什麽的不管，隻是這些吃朝廷軍饷的所謂的正規軍，其數量也是足夠驚人。若是徹底做一個改變的話，那至少得有數百萬人的生計受到影響。因此，若是事先沒有一個妥善的安置辦法、并且能夠确保不打折扣地施行的話，絕對又是一個不安定的因素。
因此，在民生沒有一個大的改觀之前，在大明王朝的經濟沒有恢複元氣之前，在大明王朝的内帑沒有充足之前，皇帝陛下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做出改變現有軍制的嘗試。
不做改變現有軍制的嘗試，并不就是說不做相應的準備。
謀定而後動，“多算勝，少算不勝”……若不然，如今在大明實施了一段時間的堅壁清野措施之後，後金已經是這樣一幅苟延殘喘的模樣，皇帝陛下如何就不起兵大加讨伐呢！
實在是因爲就目前大明的這些所謂的精銳，守城尚且勉強，若是要指望他們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并一舉将後金徹底消滅，皇帝陛下心裏也實在沒有什麽底氣。
還是得一步一步地來，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心急也無益于改變目前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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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軍校選址的原則，皇帝陛下與徐光啓倒是不謀而合。
既不能地處繁華，又不能完全閉塞，既不要人口過于稠密，又不能人煙過于稀少……反正是既不能太過熱鬧，又不能太過冷清。
因爲最近這段時間一直操持陝西赈災，因此徐光啓基本上走過了陝西的各個縣域，所以對各地的環境等情形都比較熟悉。當皇帝陛下垂詢，大明的第一所軍校安放在那裏合适的時候，徐光啓馬上就想起了韓城。
韓城縣屬同州治下，在同州的東北方向。韓城縣基本就在陝西與山西的交界處，往東隔着黃河與山西相望。北靠宜川，南接合陽，東隔黃河與山西鄉甯、河津、萬榮相望，西與黃龍毗連。
韓城的西面有坐山，叫梁山。梁山還有令一個名字，就是呂梁山。韓城還瀕臨黃河。東北方向有坐龍門山，夾河對峙。
呂梁山南北延長約八百裏，中段稱關帝山，爲一拱形隆起，山體寬大，氣勢十足。
受放射狀水系分割，呂梁山的相對高度超過千米，主峰海拔近三千米。呂梁山北段分爲東西平行的兩列，東爲雲中山，西爲蘆芽山與管涔山，中夾靜樂盆地。不少山峰也是接近三千米，爲桑乾河與汾河水系的分水嶺。
呂梁山的南段山勢降低，大概在一千至一千五百米之間。山勢在西南端轉爲東北東向，這段山脈相對獨立一些，因此也就單獨有一個名字，龍門山。
黃河切穿龍門山，形成峽谷和著名的壺口瀑布，氣勢滂沱，觀之令人心潮澎湃。
韓城向南可以到郃陽，再前行可至省城西安。向北可至禹門口。這兩個方向，都有大路可通。至宜川雖然中間有大山阻隔，可也有兩條山路可通。
自長安至榆林鎮的糧道，即通過韓城。境内縣城至四鄉各鎮、大些的村莊，均有可行大車的官道，交通比較便利。但是，山區的道路崎岖，交通困難。當然了，在這個時代，不隻是韓城，其他地方的山區，能夠有條道路可行，已經是非常不錯的了。就那個時代的施工技術水平，根本無法指望修建隧道或者盤山公路什麽的。
有明一代，韓城曾有遞鋪驿道和饷道。成化初年，就已經有重兵駐守榆林了，爲保證軍需供應，陝西東路之運，則取道同州、郃陽、韓城、宜川、延長、延川、清澗、綏州、米脂，直抵榆林。這條道路，便是陝西東路饷道。
韓城的郵驿，急遞鋪在治門之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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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陛下看過徐光啓呈遞上來的有關韓城的資料，也覺得很是滿意。
有山有水，便于訓練；大道可直通綏州、榆林，便于在邊關示警時疾馳支援。而且韓城的經濟一般，建校以及此後的維持費用也可以壓到最低。
最爲關鍵的是，因爲臨近陝西邊界，韓城還相對封閉一些，不像是鳳翔、延安等地南來北往的行旅貨商不斷。這樣相對封閉的環境最好，起碼能夠保證不太會受到外界的注意，也不太會受到幹擾。
因爲皇帝陛下一行是輕車簡從，因此盡管是從遙遠的張家口而來，可還是早于約定的日子、先徐光啓一步到達了韓城。
到了之後，沒有見到徐光啓，皇帝陛下認爲肯定是有什麽事情給耽擱住了，因此他就并沒有多麽着急，更沒有驚動地方官府，隻是帶領着自己一行，到徐光啓提到的幾處初選的地址，走馬觀花地實地考察一番，也權當是走馬觀花，觀光遊覽了。
韓城這個地方别看相對閉塞，可也不妨礙它人傑地靈，誕生了許多有名的人物。
最有名的一個，當之無愧地屬于西漢史學家司馬遷了。
司馬遷是韓城人，西漢時，韓城是叫做夏陽。司馬遷早年受學于孔安國、董仲舒，後來漫遊各地，了解風俗，采集傳聞。入仕後初任郎中，奉使西南。武帝元封三年（前一零八年）任太史令，繼承父業，著述曆史。
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自成書以來，就成爲無法逾越的标杆，千多年來就一直屹立在華夏人的心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