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時，剛剛登位一年多的年輕皇帝正在建康皇宮的金殿上，用有略帶一點稚氣的聲音，堅定道：“南渡近五十年，我大宋偏安一隅，積弊以久，朕意以決，爲了收複失地，中興大宋，必須興利除弊，推成出新。諸卿有什麽格除弊政，富囯強兵，凡有利于大宋的好辦法，都可以向朕上書，朕必然酌情考慮。”
此言一出，大殿上立刻響起了一片小聲議論的聲音，每一個大臣心中都不禁想到：‘興利除弊，推成出新’皇帝莫非是要實施變法嗎？
“變法”在大宋己以是一件十分忌諱的事件。因爲在宋神宗的熙甯年間，曾經由王安石主持過一次長達十數年的變法，對大宋有着深遠的影響。正是那一次變法，引發了大宋後來長達數十年之久的新舊兩黨之争，以至國力民心在新黨舊黨之間的争鬥中不斷耗盡。
盡管那一次變法的主導者王安石因爲其出衆的文才和毫無指責的個人德得操守，才免強保持住個人的淸名，然而參與那一次變法的其他大臣，如呂惠卿、曾布、韓绛、章惇等人，無一不被打上奸妄的名稱，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而反對變法後司馬光、範純仁等人，卻都是後世公認正直忠心的大臣。
而徽宗時期的權相蔡京也正是借變法之機上位，得以執掌朝政，擅權禍國，至使朝政敗壞，使金囯有可趁之機，才有後來的靖康之亂，二帝北狩，朝廷南渡，損失半壁江山。
盡管這其中更多是徽宗皇帝個人的昏庸無能，用人不當以及一系列施政錯誤所至，與當年的變法并不多大關系。但對于朝廷來說，皇帝是不能有錯，隻能夠把當年大宋敗亡的一系列錯誤源頭推給了那一次變法。以至于南渡之後的朝廷, 大有談變法而色變的地步。然而現在新皇帝竟似又要重開變法之途，許多大臣不禁憂心匆匆。不過幾位執政大臣這時都還能夠沉得住氣，在心裏揣摩皇帝的心恩，并沒有搶着發言。
不過陳俊卿卻立刻想到了三個月以前那一次朝會。
當時正值大宋全境平定不久，趙忱在建康府祭天登基，正式穿上龍袍，坐上皇位，對幾位輔弼大臣提出：“朕雖以冠弱之年，登基大寶，然而不願孤守半壁江山，坐以待斃，如果想恢複故彊，中興大宋，爲祖宗雪恥，成就漢唐功業。衆卿認爲該如何行政呢？”
樞密副使劉珙當即回奏，道：“複仇雪恥，誠仍當務之要，然臣以爲，若非積十年之功，内修政事，外修兵革，恐怕不可輕動。”
趙忱不禁有些不解，道：“昔日漢之高祖、光武二帝。起于匹夫而有天下，不過數年功夫，唐之高祖、太宗也不過也是以一郡之守而取天下，也不過數年功夫。今大宋雖隻剩這半壁江山，但尚有江南之地方萬裏，民計千萬，帶甲五十餘萬，爲什麽非積十年之功不可。”
劉珙答道：“正是因爲漢之高祖、光武起于匹夫，唐之高祖、太宗隻爲一郡之守，因此才能無所顧忌，而陛下受宗嗣社稷之重，其輕重程度，豈非彼四君相比。何況秦、隋之末，在于二世、隋炀昏庸失德，群雄逐鹿，故此漢唐蹬高一呼，天下百應，而今金國國内穩定，尚無大亂，豈能輕易取之。”
這時辛棄疾也出列禀道：“陛下，臣聞凡事古之英雄撥亂之君，必先内有整作三軍之氣，外有以破敵人之心，故曰：“未戰，光養其氣。”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然自大宋南渡以來，太上皇帝用秦桧專政一十九年，皆以和好爲可以安，待敵則恃歡好于金帛之間，立國則借形勢于山湖之險，不思進取，莫此爲甚。以至嶽飛慘死，韓世忠、劉琦閑置，至使路人皆知。而身居上位之人畏敵退避之如此，以爲夷狄必不可敵，戰守必不可恃，遂使軍心士氣喪失殆盡，雖有剛心勇氣，亦銷铄委靡而不振。其後雖得孝宗皇帝稍有振作，然積弊以久，非一時一刻可變，假使立戰，其能有必勝乎？願陛下先養必勝之氣，然後而戰，方可一鼓破之。”
趙汝愚也道：“陛下，恢複大事，豈能是一戰而勝乎，必爲曠日持久之戰，然後才決勝負也。而曠日持久之費用，緩急必用之則度, 皆取之于民，若民無餘力，則官無遺利，國亦不可得而富矣。古之人君，外拒其敵，必先内厚其民，其本末先後之序莫不如此者。不然，事方集而财已竭，财已竭而民不堪，雖有小有成功而不能爲以繼也。故此當務之急，莫過于修德立政，用賢任能，除弊興利，收蓄錢糧，愛民養士，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舉也。”
……
當時趙忱聽了這幾位大臣的發言之後，雖然點頭稱是，但也并沒有深問，陳俊卿也當那隻不過是皇帝的一次泛泛而問而矣，因此也都沒有細想。現在陳俊卿不禁想到, 也許就是那那個時候, 皇帝就開始有要變法改制的想法了吧。
正在陳俊卿思考的時侯，谏議大夫陳良祐出列，道：“陛下，臣聞變法革新豈是易事，祖宗法制非可輕變，稍有不甚，必将動搖人心而亂天下，還望陛下三思。”
趙忱皺了皺眉頭，道：“朕并未說要一定要變革祖制，而是興利除弊，祖法舊制，固然不可輕廢，然而因循苟簡，卻不能不除。若法定而子孫世世守之，則何故祖宗屢自更改之。何況太祖太宗所定之法，也以是兩百年前的事了，當時之法未必适用于現在，因此朕才想對先帝之法做以修正。正因爲興利除弊并非易事，是以才向衆卿詢問，還望衆卿能夠不隸賜教。”
皇帝剛才那一番話說得也無懈可擊，而且皇帝并沒有做出任何決定，隻是在向衆大臣詢問，陳良祐也覺得一時難以反駁，隻好施了一禮，退回到班列之中。
趙忱接着又道：“凡衆卿認爲，可以使朝廷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革故鼎新、興緻太平，皆可上言。”
趙忱提出的這十條舉措到也是談不上什麽革新，無論是放在任何時候，也都是站得住腳的。而更爲重要的是，這十條舉措是慶曆年間，範仲淹所主持的新政内容。
慶曆年間的那次新政和熙甯年間的變法相比，無論是在深度還是廣度上，都要差得許多。而且維持的時間也僅僅隻有一年多, 甚至有許多章程都還沒有制定出來, 就以告結束。然而與熙甯變法截然相反的是，無論是主導這場新政的範仲淹，還是參加這場新政的富弼、韓琦、歐陽修、石介等人都是被公認的賢良忠正的大臣，成爲後世士大夫效仿楷模。後世甚至有不少人認爲，如果當時範仲淹主持的新政能夠堅持下來, 或許就不會有後來的熙甯變法了。
其他大臣聽了趙忱這番話之後，才稍稍有些放心，原來皇帝是想釆用範仲淹的那一套新政，不過總也好過用王安石的那套新法。一時也都無言，但必竟現在皇帝隻是才剛提出革新變法，十條舉措也僅僅隻是一個綱領性的提法，又沒有見到一條完整的新定俱體法案，也無從說得上是壞是好，因此人人都在思考皇帝的話，一時無人再發言。
趙忱見衆臣都不發言，知道暫時無人反對，他也沒有指望馬上有人能夠提出好的意見來，因此正要宣布散朝，這時一個值日官走進大殿，興沖沖道：“陛下大喜，我大宋西南大捷，以經攻到大理城下。”
大殿上又是一陣議論，不過這一次都是歡喜的聲音。
果然不出楊炎所料，高建銘雖然與黃琪善、錢之喬、鄒平渚勾結，發動突然襲擊，奪回了大理君位，但畢竟時間大短，立足未穩，手下的可用之兵雖然有一萬多人，但都是剛招募的新軍，加上高建銘占領大理之後，對段氏一族，以及忠于段氏的大臣全族斬盡殺絕，做得實太過份了，也引起了不少其他大理各部族的恐懼，不敢信任高建銘。一聽宋軍再度出兵，立刻紛紛響應大宋，讨伐高建銘。
而宋軍經過了對抗金之戰的垂練之後，以經具有很強的戰鬥力，加上又有劉仁先指引，高建銘根本不是對手。畢再遇率領宋軍十二月中旬進入大理，一連五戰, 都取得了全勝，隻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就打到大理城下。而交趾也沒想到大宋會馬上出兵大理，也沒有做好出兵的準備。加上畢再遇在進軍大理之前，在自杞的宋交邊境駐紮了五千人馬，做爲疑兵，使交趾國中更是疑神疑鬼，更不敢輕易出兵。
這時高建銘手下可戰之兵以不足五千人，宋軍攻克大理城，幫助大理複國，以經是指曰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