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了一個多月的研究,　大宋朝廷終于在建興二年（1171年）三月初，頒布五條新法：經界法，畝稅法、免役法、社倉法和農田水利法。{)

經界法是甴趙汝愚提出的，不過經界法其實到也不算是什麽新法，早在紹興十二年（1142年）就由當時的顯谟閣學士，兩浙路轉運副使李椿年提出。

其實就是針對當時官戶、權勢戶乘戰亂之機，大肆兼并土地，并且依仗權勢拒不納稅，用分戶與降低戶籍等級等手段來逃避稅賦，而貧下戶賣田之後，卻依舊産去稅存，造成賦稅負擔不均，不僅嚴重地影響了朝廷财政收入的情況，而且使普通農戶的生存艱難。因此李椿年提出，丈量田畝，措置經界，并清查出了隐田、挾戶，達到均推賦稅的目的。同時還将田主姓名、人口，田數量、質量、稅額等登記，統一制定“砧基薄”,地方留一份,　州府留一份,　轉運司留一份,　土地發生買賣之後，必須另行登記，　以便查尋。

在實施了十幾年之後，效果很顯著。在不同程度上安定民生，發展生産，從而也達到增加朝廷收入的目地。

不過甴于經界法在實施過程中,　損害到不少擁有大量田産的官員、富豪的利益，因此也遭到許多反對意見，由其是當時執政的宰相秦桧，趁着李椿年丁憂之機，指定親信王鈇篡改“經界法”，把“丈量田地”，改爲“自行陳報”；把由下而上地确定稅額，改爲由上而下的攤派，結果暗地裏增民稅達四成，反而造成的百姓負但加重。并且在李椿年丁憂複職之後，怕被李椿年察出，又指使侍禦史曹筠彈劾李椿年，逼迫趙構将李椿年罷官。

孝宗繼位之後，又繼續推行經界法，但由于阻力太大，執行情況也時好時壞，加上後來北伐和金軍南侵，不得不又中斷。

現在大宋的情況與當時實行經界法時十分相似，戰争剛剛平息，兩淮、兩浙、兩江、兩湖等地的生産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戶籍、田畝都需要重新統計，因此趙汝愚提出,　現在直接實行經界法,　查實田畝戶籍，均稅分賦，一方面減輕百姓的負擔，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朝廷的收入。

而畝稅法則是趙汝愚在經界法的基礎上，制定的一種新的計收稅賦制度，即将農戶的所有田賦、徭役、丁役等等都攤入田畝中計算，不再另行收取。并且在收取稅賦時一率按銅錢支付，其他物品則一率折算成銅錢計算。

因爲無論怎樣查實土地，都不可能禁止土地買賣，因爲一般的農戶在出現天災，事故的時候，唯一的辦法隻有買出田地，渡過難關。但沒有田地之後，稅賦和徭役依然不會減少，最後還是會出現産去稅存，稅賦負擔不均的局面。

而畝稅法的好處就在于，以田畝作爲征收賦稅的依據，使無田少田的農戶負擔相對減輕，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富戶的負擔相應加重，占田越多的納稅也越多，從一定程度上也能遏制土地兼并。而且無論土地如何買賣，也都能夠保證朝廷的基本收入不會減少。

免役法是由辛棄疾提出的，也叫雇役法，本是當年熙甯變法中的一條，原意是将徭伇拆成稅錢交納，由官府用這筆錢雇擁勞役，免除農戶的徭伇。

但當時在實施過程中，卻因爲計稅是按農戶等級制定，即富戶多交，貧戶少交。這本是無可厚非的事情，但卻造成一些不法官吏則在劃分農戶等級上上下其手，又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司馬光稱此法是“不免使人不敢求富”　也不是沒有道理。同時免役錢是直接收取銅錢，而不少農戶因爲缺少銅錢，不得不用實物換取銅錢，不免又被商人借機壓價，從而又遭受一層損失。

但辛棄疾提出的免役法卻與以前不同在于，是否免役，每役多少，都由農戶自便，官府不得做強求。同時也十天即一個月的服役時間爲準，制定統一的收費标準，而且可以用實物拆算成銅錢交納。這樣一來，使免役更爲靈活，對于農戶而言，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可以在農忙時交納免役錢，以免誤了農時，而在農閑時服役，降低支出。

社倉法本是由朱熹創立，本質上與王安石的青苗法類似，即在在青黃不接時，由社倉将糧食借于農戶，渡過難關，待秋收之後，再由農戶交還社倉，并相應支付一定利息。

但社倉法和青苗法最大的不同在于：青苗法是由官府主持經營，容易造成營私舞弊，強行攤派的現像，而社倉糧源來自于富戶和豐收之年社民的自行自願積累，并由社民選舉出品行端正的人爲社首和社副責任，接受每一個社民的監督，政府和官吏不得插手社倉事宜，免除了“吏緣爲奸”之弊。同時青苗法規定，農戶是以銅錢償還所借的糧食，也被商人借機壓價，而社倉法則是以糧還糧，從而能夠減少損失。

但社倉法也非盡善盡美，問題在于，一般社倉都是以鄉村爲單位，隻對本鄉村的農戶放貸，而不是所有鄉村都有條件成立社倉。而且社倉畢竟是民間組織，容易散夥。而且還有一些農戶再借糧之後，因爲種種原因，秋收之後還是還不上，社倉也難以處理。

這一條是由陳亮提出，并且在朱熹的基礎上，作出一定的修改，一是由官府出面組織，以一鄉或是數鄉之力，成立社倉，但官府隻付責監督，而不責任運營管理。但獲利之後，分爲兩份，社倉取一份，官府取一份。二是對于借糧之後，實在還不上糧食的農戶，就由官府來替他交還，并由農戶以服徭役的形式來償還官府，以彌補免役之後的勞役不足。三是一但發生災害，戰亂等事件，官府有權調用社倉後諸糧應急，等災難平息之後，再由官府償還補上。這樣一來，也綜合了社倉法和青苗法的優勢，成立社倉的富戶和官府也都能從中獲利。

這幾條提出，到還不太出人意料。因爲趙汝愚、辛棄疾、陳亮等人都是支持趙忱推行新法的大臣。到是農田水利法，居然是由史彌遠提出來的。這到有些出人意料，因爲史浩遞上辭呈之後，趙忱馬上就批準了，大臣們也都心知肚明是怎麽一回事，還以爲史彌遠要麽也請求外任，要麽也辭職，那知他居然也提出一條新法來。

不過漢族王朝一向都是以農業爲國之本，因此興修水利，是曆朝曆代都十分重視的大事，熙甯變法中也有這麽一條，也是最無争議的一條。由其是宋室南渡之後，南方河流衆多，也具備大量興修水利的條件。也是十分必要的事情。

不過這五條新法其實都是針對農業，除了畝稅法之外，其餘四條也都不是什麽新鮮東西。主要是因爲趙忱聽從楊炎等人建議，變法不宜操之過急，還是應當循序漸進爲好。而目前大宋的當務之急，就是恢複各地的農業生産。

大宋的财政收入大約由四部份組成，爲兩稅（即農稅）、商稅、專買、雜稅。其中兩稅約占三成，商稅達到二成五分，專買約占二成，雜稅占到一成五分。

盡管農稅仍是大宋财政收入的最大一部份，但與前朝相比，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要小得許多了，但農業依舊是大宋的立國之本，而且甴于金軍南侵，雖然對兩淮、兩浙、兩江、兩湖等地造成了大量的破壞，但也沉重打擊了各地的地方豪強勢力，也使反對變革的力量小了許多，因此趙忱、楊炎、趙汝愚、辛棄疾、陳亮等人才選擇以農業革新爲開始。

這五條新法提出之後，趙忱立刻交給朝臣們讨論。

道先農田水利法依舊是最沒有争議的一條，跟本沒有任何人反對。而經界法反對的意見也不多，因爲清丈土地，實查戶籍都是大亂之後，恢複生産必須要做的工作，隻是俱體如何實施、監督的問題。雖然大臣們大都擁有大量土産，經界法一但施行，必會損害到他們的利益，但這個理由卻是擺不到台面上來。

而免役法和社倉法其實之前也都有類似的條例，有過一些持行的經驗，優劣點也都非常清楚，這一次也針對以前的不足之處，進行了一些補充和修訂，也算是比較完善了，因此雖然會有一些争議，但通過的問題也不大。

唯有畝稅法，這是自唐朝中期，出現的兩稅制定之後，又一次針對稅收制度的一項重大變革，以前也重來沒有施進過，雖然從理論上來說是不錯，但俱體執行起來效果會如何還很難說。因此也成爲衆臣讨論的重點。

中書的幾位執政大臣經過讨論之後，劉珙首先發問：“如果将田賦、徭役、丁役等等都攤入田畝計算，但每畝田地産量有多有少，如果按照統一标準收取，豈不是不公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