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時，會稽女子商婉人工楷法，曾仿吳彩鸾寫《唐韻》二十三先與二十四仙兩部，沈芳題詩雲：“簪花舊格自嫣然，顆顆明珠貫作編，始識彩鸾真韻本，廿三廿四是先仙”(見《香祖筆記》)。

書格如此，男子又何敢藐視?

後之習書者，當于此取鑒焉。

對于這些女性書法家的書法，張天元自然也是有幾分贊歎的。

杜伯特給他的這些東西，除了部分碑帖之外，仍舊是有大量書法真迹的。

由此就可以看出，杜伯特這家夥還真得是被吓住了，才會拿自己的珍藏來給張天元看。

“這些東西的确不錯，但用來交換性命，未免還不夠資格吧？”

張天元笑眯眯地看着杜伯特說道。

“别着急啊，下面還有。”

取開了那些書法，張天元發現下面的确放了不少東西，主要是瓷器和金器。

但一眼望去，最起碼有九成都是赝品。

本來他很生氣，不過其中兩樣東西，卻讓他暫時壓下了火氣。

他再想，杜伯特這個家夥，終究不是古董方面的行家，大概是被人給忽悠了吧，或許就連杜伯特自己也不知道這裏面的東西居然有那麽多的赝品。

他看向了其中一件瓷器，這是真品中唯一一件瓷器。

這是一隻“同治年制”梅花粉彩瓷碟。

碟上繪有幾個人物，似乎在玩鳥，唐宋時期人們愛将鹞當寵物，鹞，是一種兇猛的鳥，樣子像鷹，比鷹小，捕食小鳥，通常稱“鹞鷹”、“鹞子”，但性格很溫順。

富有的人家常常以玩鹞爲榮，連唐太宗都愛玩鹞，有“太宗懷鹞”的故事你可以查查。

“太宗懷鹞”見于唐人劉悚的《隋唐嘉話》，講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名臣魏征的故事。

唐太宗素來喜歡玩鳥，有一天，他得到一隻形态俊異、毛色漂亮的鹞鳥，太宗十分寵愛這隻鳥，“私下裏(在内宮，非朝堂)把鹞鷹架在胳臂上玩。”

這時，魏征從遠處走來，太宗急忙把鹞藏在懷裏;著名谏官魏征心中有數，卻裝作不知，上前向太宗禀告政事。

之後，他又娓娓講述古代帝王由于貪圖安逸享樂、沉醉聲色犬馬，最終喪國滅身的事。

大有勸谏“明君”之意。

由于魏征有意拖延時間，緻使太宗藏在懷裏的鹞鳥快要憋死了，太宗心感可惜，但他還是敬重魏征，不想挑明打斷他的話。

魏征便沒完沒了地講，直到鹞鳥死在太宗的懷裏。

想來也有意思，作爲一國之君的唐太宗，雖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卻也有自己既敬重又畏懼的人。

長期擔任“谏議大夫”的魏征，是輔佐太宗實現“貞觀之治”的主要謀臣，他常常勸谏太宗以亡隋爲鑒，居安思危，行聖賢之治。

魏征以“忠耿直谏”著稱，太宗以“善納忠言”名世，君臣默契配合，佳話千古。

所以，才有了後來古瓷上的這類繪畫，傳世不絕。

曆史上，唐太宗就曾将魏征的“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作爲座右銘，并留下“三鏡自照”的比喻：“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

以至魏征比他早逝，他便哀歎“朕痛失一鏡也”。“

太宗懷鹞”的故事，也反映出唐代比較開明的政治風氣。

我們知道：唐太宗和魏征，一直被看作是曆代賢君直臣的楷模。

魏征活着的時候，唐太宗把他當作“鏡子”，還主動結成親家。

魏征去世時，太宗“廢朝五日”，親筆撰寫碑文。

然而，魏征屍骨未寒，太宗就出人意料地變了臉，不但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長子魏叔玉的婚約，而且，竟然親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對于太宗這種異常舉動，有人認爲，是魏征生前大力舉薦的杜正倫、候君集接連落馬，傷了唐太宗的心;也有人認爲，是魏征曾将自己記錄的與太宗的谏诤言辭，拿給負責編寫《起居錄》的褚遂良作參考，犯了太宗的忌。

這兩種說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究其根源，卻是因爲魏征屢次過火的“犯顔直谏”，甚至刻意蒙死鹞鳥，使唐太宗産生逆反心理。

其實，唐太宗是史上少有的明君，爲了開創大唐盛世，爲了實現“千古一帝”的夢想，所以，他給了魏征“無限話語權”，讓魏征時刻提醒和勸谏自己。

在國事上，魏征像一位元老，旁征博引，口若懸河，好像在教誨一個沒有主見的幼主;而在皇帝私生活上，魏征像一位長輩，苦口婆心，聲淚俱下，更像是在教育一個懵懂無知的孩子。

據史料記載，魏征在爲唐太宗效力的17年内，有史籍可考的“谏奏”前後達200餘次，内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諸多方面，甚至連皇帝的私生活都要管上一管，很多時候都讓唐太宗下不了台。

魏征比唐太宗大20歲，年齡與見識上的差距，情感與代溝上的隔閡，必然會造成二人之間的沖突。

魏征在嘔心瀝血的同時，卻忽略了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張、理想、愛好和私生活。

唐太宗那種與生俱來的好奇心，标新立異的開拓勁，以及自由生活的做主權，在很多時候都受到了魏征的幹涉和阻擾。

難怪，有一次唐太宗當着長孫皇後的面大罵魏征：“早晚有一天，朕非殺了這個莊戶佬不可!”

能把“從谏入流”的唐太宗“逼”到這個份上，魏征的進谏确實積極過了頭。

俗話說，愛太深，容易出裂痕。

魏征這種慈父般的過火關愛，在唐太宗眼裏卻成了一種揮之不去的“陰影”。

當皇帝的，在很多時候說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臉色，這種長期逐步累積起來的壓抑，總會突然噴發，而魏征的“薦人失察”和“谏言外流”不過是唐太宗“悔婚砸墓”的導火索。

貞觀十八年，不聽勸谏、一意孤行的唐太宗，在攻打高麗受挫後，不由得發出了“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長歎，立即“命馳驿祀征以少牢，複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由此可見，人總是在受到挫折後，才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真谛，太宗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