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的湘潭醫學院由于受文革的影響，師資力量不足，于是從民間聘請了一批老師，他們有的出自中醫世家，有的是參加過抗美援朝的多年軍醫這些老師與理論深厚的“學院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于我們這些心高氣盛的年輕人來說，自然對他們充滿了懷疑，因爲在我們看來，僅僅憑經驗和資曆是不能在醫學這塊科學園地立足的

大四開始，我們就經常在老師的帶領下，利用課餘時間，深入學校周邊的田邊地頭，爲附近的老鄉義務看病，同時也獲得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有一天，我們來到了學校距東南八公裏遠的一個小村莊，大家都走得渾身大汗，便敲響路邊的一個家門讨水喝開門的是一個老頭，他默不作聲的看我們喝完水，打量着我們身上背的紅十字藥箱，黯然地問：“你們是醫生？能不能幫我看看我的兒子還有沒有救？”

我們跟着他走進裏屋，隻見床上躺着一位幹瘦的病人，卻頭大如鬥，與身體體極不相稱他膚色蠟黃浮腫，身上發着一種說不清的腥味，仔細一看，竟然在脖子上用一根手指粗細的紅繩子系着，以至于喘氣發出困難的“呼呼”聲，看上去好象剛從上吊的粱上救下來似的

老人歎了口氣，說：三年前，兒子獨自去到村後龍頭山打柴，回來時見天色轉陰，怕有大雨，便抄了山谷的近路山谷有一處地方稱爲“螞蝗”溝，螞蝗數不勝數，平時村裏人都不敢靠近兒子回到家中，妻子赫然發現他血流滿背，脫了衣服一看，身上已經被螞蝗鑽了幾個孔，血流不止村上的老中醫當即爲他止了血，但是鑽進身體裏的螞蝗無論如何也沒有辦法取出來，爲了防止它們随着血液流動鑽進大腦，隻好在脖子上綁着一根繩子，将它們隔離在身體下部三年來，兒子被身體裏的螞蝗吸血茹精，由一個精壯的小夥子變成一個病夫，眼看就奄奄一息，連媳婦都離開了他們

那天帶我們的老師姓潘，據說其父解放前是國民黨高官的醫生，他們一家解放後被鬥得很慘，文革後才給平的反，在學校沒有什麽地位，連一個講師職稱都沒評上

潘老師聽完老人的話，冷冷地說：“螞蝗嗜血，遇血則有尋源的本能，就是拽斷其身體也不會松口螞蝗一旦入人體，須在第一時間用尿液或鹽水灌傷口，逼其倒退，錯過了這個時機就束手無策山螞蝗比水螞蝗（水蛭）體小更靈活，生存能力更強，隻要有血便能生存，而且它是雌雄同體，能夠自體繁殖”

潘老師說完，大家臉色都随之一變因爲我們都知道，血管内的寄生蟲是最難治的，一來不能用有毒素的藥，否則對病人副作用很大，甚至可能緻命；二來沒有排洩通道，就算把它們弄死了，也沒有辦法取出來，這跟消化道的寄生蟲不一樣

潘老師巴答巴答地抽着煙，不知在想什麽，最後，他擰滅了煙頭：“先去村衛生站吊三天生理鹽水，最大劑量三天後我們再來”

三天過後，我們一行回到老人的屋裏隻見病人不知是打吊針還是腎功能受損的緣故，浮腫得更加厲害，身上象是被充了氣，發出一種不健康的光澤

潘老師不知從哪裏弄來了一個木桶，打開蓋子，原來裏面裝的是農家殺豬時留下的豬血，還冒着熱氣潘老師挽起病人的一隻袖子，命令道：“把整個胳膊伸進去”病人無力地伸出細細的胳膊，整隻浸泡在豬血裏潘老師就搬出凳子坐在一邊，掏出香煙點上火，半眯着眼睛抽着，一屋子都是刺鼻的煙草味道

一會兒，病人開始呻吟：“痛，手上好痛，象是有刀子在割”

“堅持住，不要動”潘老師不動聲色地說

病人腦袋上掉下大滴大滴的汗水

約莫三十分鍾後，潘老師擡起頭，睜開眼睛吩咐我們：“準備好膠布、止血藥、消毒藥和雲南白藥”

說着，他站起來，伸手解開病人脖子上的繩子，拿它緊緊綁在病人伸出的胳膊上，然後對他說：“把手擡起來！”我們都知道，他這是外科中标準的止血動作，用于動脈破裂

病人舉起手臂，燈光下我們看到，這手臂上不知被什麽東西鑽出了一個個密密麻麻的孔洞，象一個蜂窩煤一樣我們七手八腳地圍上去，熟練地把傷口處理好，最後用繃帶包紮起來

潘老師把木桶提起來，走到門外，一把将豬血倒了出去，隻見血紅刺目的地上，一條條細長的螞蝗在彎曲掙紮着，口中吐着紅色的泡沫我們湊上去數了一下，竟然多達一百一十三條

後來，潘老師向我們解釋：“其實道理很簡單先用生理鹽水把血液稀釋、沖淡，使螞蝗對病人的血産生厭惡感然後，在外面用新鮮豬血誘之，兩相比較，螞蝗定然更喜外面的豬血，因而蜂擁而出”

這個病例成了我大學其間印象最深的一段實習經曆，甚至于超過了第一次見屍體和第一次見女性隐密部位的震撼感

一直到我畢業那年，潘老師也沒評上正式職稱不過聽說後來中醫重新走紅，他自己在外面開了一家診所，生意非常好的說